恐龍的知音 徐星:天道酬勤是幸運

徐星是的世界恐龍研究界的「中國星」,他的研究成果入選美國《時代》雜誌2007年度世界十大科技發現。他是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他入選美國國家地理學會「豐田計劃」,成為全球11位入選科學家之一,也是亞洲的唯一代表。

大陸新聞中心/綜合報導

徐星:世界恐龍研究界的『中國星』

1969年出生於新疆伊犁,漢族。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世界著名恐龍學家。中國化石保護基金會專家委員會主任,中國古脊椎動物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恐龍》雜誌主編、《中國地質學報英文版》、國際動物學會《整合動物學》、英國《皇家學會學報——生物輯》、《化石》雜誌編委。英國倫敦地質學會終身榮譽會員、英國倫敦自然博物館榮譽研究員。根據天津日報報導,曾獲中科院首屆傑出科技成就獎、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第十屆中國傑出青年科技獎。包括英國BBC和美國的Discovery頻道及《國家地理》雜誌在內的許多國外媒體對徐星進行過專題報導,擴大了中國科學研究在世界的影響。

印象:用忠誠捍衛科學的本真

因為採寫『世界上第一具單指恐龍化石發現記』而結識徐星教授,又因為採寫『華麗羽王龍』而對他有了更多的了解。沒想到,謙遜而內斂的他,是世界恐龍研究界的『中國星』。

他的研究成果創造了多個世界第一。比如,他和同事首次發現的四翼恐龍被認為是和德國始祖鳥一樣重要的物種,為鳥類飛行『樹棲滑翔起源說』提供了第一份堅實的物證;首次發現單指恐龍;發現世界上已知體型最大的帶羽毛恐龍;發現世界上最早的角龍類、最早的恐爪龍類、最早的鐮刀龍類、體型最小的獸腳類恐龍和體型最大的竊蛋龍類;他的有關鳥類起源及羽毛和飛行起源的研究,被譽為『里程碑式的成果』。他和同事一起發現和命名的恐龍新屬種達50余種,是世界上命名恐龍有效屬種最多的學者之一。

他的研究成果入選美國《時代》雜誌年度世界十大科技發現。他是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他入選美國國家地理學會『豐田計劃』,成為全球11位入選科學家之一,也是亞洲的唯一代表。然而,『中國星』及其研究成果,在大陸國內大眾傳媒卻少有報道,鮮為人知。5月18日上午,我來到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在徐星的研究室,有恐龍化石陪伴,我們聊得很開心。還是他一貫的科學精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能把一說成二,說成一點零二,也不行。

他坦言自己在上大學之前不知道恐龍,對古生物專業沒興趣,曾經想換專業,想去學經濟……。他說他是一個幸運的人,幸運地考上北京大學、幸運地被推薦到中科院讀碩士、幸運地在老一輩古生物學家趙喜進指導下搞恐龍研究。他的幸運成嘟嚕成串兒,碩果累累。截至目前,已經在《自然》雜誌上發表論文及文章20多篇。要知道,有人研究了一輩子恐龍,也未必能在《自然》雜誌上發表一篇論文或文章,發了,便深感榮幸和驕傲。《自然》雜誌堪稱世界上最權威、最有影響力的自然科學雜誌,它相當於自然科學的『奧運會』,是頂級賽事。《古脊椎動物學報》等,是世界上最好的專業雜誌,相當於國際乒聯的世錦賽,是單項最高賽事。

有人說,可惜諾貝爾獎沒有地質學獎,如果有,徐星早就獲獎了,而且不只一次。徐星卻一點兒也不感到遺憾。他認為,對於科學家來說,發現的過程,比獲獎更重要,更幸福。他說,在恐龍研究的歷史上,從古到今,我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可能找不到第二個像我這樣幸運的人了。他的幸運令多少人羨慕不已啊!在內蒙古二連搞野外調查,那個地方,上個世紀50年代,蘇聯專家曾經用推土機『推』過。50年後,徐星和他的同事再次來到這片土地上,發現了世界上最大的似鳥恐龍——巨盜龍。論文又發表在《自然》雜誌上。

單指恐龍的發現也是。在內蒙古西部那個點,有很多考察隊,瑞典的、加拿大的、比利時的……很多年裡有很多人都去過。唯獨是他在那裡發現了世界上第一具單指恐龍化石。幸運之神,為什麼偏偏寵愛他?他說,其實幸運是建立在你付出大量辛勤勞動的基礎上。是啊,聽他講野外調查的艱難險阻,聽他講對恐龍研究如醉如夢的癡迷,才悟出他的幸運恰恰應驗了李白的名言:天道酬勤。那『幸運』,是飽蘸著艱辛與汗水用心血寫成的。幸運之神,只寵愛癡迷於科學、忠誠於科學的人。

他糾正1999年美國《國家地理》雜誌 『古盜鳥』假化石一事,為他忠誠於科學的精神做了最好的詮釋。此事,也成為古生物研究史上最著名的一段佳話。為什麼他能幸運地得到那塊戳穿假象的重要化石物證?沒有別的解釋,就是因為他有忠誠於科學的精神,他能捍衛科學的本真!他說,恐龍化石不會說謊。科學不能說謊。科學家要忠誠。

一波三折『恐龍路 』

記者:您是怎樣走上古生物研究之路的?
徐星:國外記者也問過我這個問題。說實話,上大學之前,我不知道有恐龍這種動物。現在,小孩兒都了解恐龍,喜歡恐龍。我那時真不懂。我父母是江蘇人,參加江蘇大中專支邊團支援邊疆,到了新疆伊犁新源縣,我在那裡出生長大。那時很窮,資訊比較閉塞,教育也落後,課外讀物也很少。我小時候很喜歡數學,那時正宣傳陳景潤的『哥德巴赫猜想』,就想將來當個數學家。上初中、高中,又特別喜歡物理,又夢想當個物理學家。高考填志願,北大在新疆不招物理專業的學生。而且招生非常少,就幾個名額,都是冷門專業。我不記得當時報的什麼專業了,但肯定不是地質學。為了能進北京大學,我也填了『服從分配』。

記者:您在新疆能考上北大,非常不簡單!引起轟動了吧?
徐星:考上北大家裡人挺高興的。《錄取通知書》上寫的北京大學古生物專業。當時,連我們高中老師也沒聽說過這個專業。到了北大才知道,這是地質系的一個專業。說實話,我不太想讀。曾經想轉系,但是很困難。我那時學著古生物,卻對經濟感興趣。我啃過《資本論》,又讀了很多西方經濟學的書。快畢業時就想考人民大學國際金融專業的研究生。我是從新疆來的,考不上研究生就得回新疆。我父母不想讓我再回新疆了。我們系裡免試推薦研究生,我不算成績最好的,中上等吧。按說,推薦可能輪不上我,陰差陽錯,就輪到我了。

記者:這可能就是命中注定,您與恐龍有緣嘛。
徐星:我從北大來到中科院,跟著古生物專家趙喜進先生讀碩士生。當時,全國研究恐龍的人很少,沒有幾個人。剛開始,我並不喜歡這個,興趣還是沒有培養起來。說實話,最初的動機,是為了留在北京。到研究所以後,興趣又發生了變化,發現電腦很有意思,我自學了兩年電腦軟件設計。研究生最後一年必須要做論文,不然,你畢業不了。這時我才算真正進入專業角色。

 

天道酬勤是幸運

記者:我發現您是個精力旺盛的人,守著學生的本分,沒耽誤學習,又讀了經濟和電腦,算是愛好廣泛吧?
徐星:年輕人可能都『飄』過吧。慢慢進入角色,我發現,這並不是沒有意思的學科。就開始有了興趣。後來我就和趙老師一起完成了當時世界上已知最早的角龍類『朝陽龍』和最早的鐮刀龍類『峨山龍』的論文。論文分別發表在美國的《古脊椎動物學報》和英國的《自然》雜誌上。這是我第一個重要的研究成果。非常興奮!我覺得,人一輩子喜歡一個專業,空談喜歡是沒有意義的。其實是互動的過程,開始不喜歡,後來,為什麼喜歡到癡迷呢?我想,重要的還是回報。你做這個事情覺得有意思,做出成果了,這樣才有興趣。如果做了許多年,做不出成果來,你肯定就難以產生興趣。

你可以想像,一個年輕人,起步就取得成果,論文發表在世界最著名的雜志上。這就促成了你對這個學科不能不感興趣了。是架著你走上這條路了!

記者:趙老師在上個世紀60年代採集來的標本,放了這麼多年,最後,讓您給研究出來了。您對恐龍,是不是有一種特別的靈感?有心靈感應?不然,幸運之神為什麼這麼寵愛您?
徐星:我現在帶著3個博士生、兩個碩士生,經常跟他們說,你們現在應該要比我更加努力。一個人一輩子做成一件事情有很多因素,一個是自己要努力,一個要有機遇(機會)。對我來說,有些因素是不可複製的。我從事恐龍研究20年,我的經歷,還有我發現的化石,方方面面的事情,在恐龍研究方面,我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在整個恐龍研究史上,從古至今,可能找不到第二個像我這樣幸運的人了。

我在新疆、內蒙古、遼寧、山東等地做野外,很多都是別人去過的地方,別人做了好多年的工作。但是,每次都是我們這個團隊運氣最好,總能找到最重要的化石標本……。

記者:可是,成功只給有準備的人。一次是幸運,很多次就不是偶然了。肯定有必然的東西在裡面。冥冥之中,您跟恐龍有一個約定,有一種心靈的溝通和對話。它在那裡靜靜地等候您上億年了,等著被發現,等著『知音』啊!因為您能讀懂它們!能讓它們在今天再現往昔的風采!
徐星(大笑):文化人的思路就是浪漫呀,我認同您的描述,有道理、有同感。所以,我也跟學生講,如果我們不去那個地方,不花那麼多的時間,不去努力工作,心不在焉,你也沒有發現的可能性。肯定沒有!幸運建立在你付出大量辛勤勞動的基礎上。

找到好化石,有了新發現,非常興奮。一是興奮得睡不著,下床溜達。二是晚上做夢都在想。夢裡都在想是怎麼回事?早上爬起來,就跑到辦公室看標本,全身心地投入,熱愛、癡迷。靈感就找你來了。你如果不是全身心投入,不熱愛它們,你想做成特別有意義的事,那是不可能的。你愛它,它才給你回報。人這一輩子,得到與付出,基本是成正比的。不付出,不可能得到。

記者:搞科研是很苦的,尤其是野外調查,苦到什麼程度?
徐星:我們經常去的是戈壁沙漠地區,長的要住兩個月,短的也要幾個星期。一般住在帳篷裡。有的地方,離水源地幾百公里,喝水吃飯,要靠生活車從外邊運進來。

我有過一個月不洗臉的經歷。有過襪子可以站起來的經歷。因為,水少嘛,開始人會很難受,後來就習慣了。襪子為什麼能站起來?汗水裡的鹽分,乾了,越積越多,襪子就變硬了,像個靴子一樣。有的地方,白天溫度45攝氏度以上。戈壁沙漠沒有陰涼,一天還要走二三十公里路,頭頂著一團火去找化石。還經常出事故,曾經有過汽車方向盤被顛斷的經歷……一次從一個大山坡上下來,發現剎車管被顛斷了。如果是在山坡上失控,就是車毀人亡啊!歷險呀,車陷進去了,用另一輛拉,我們在後面推。突然,鋼絲繩繃斷了!如果打著人,一下子就完了……每次出野外,累和苦不算,還要操很多心,一支隊伍,各方面的問題都要想到,每次出野外,身上都要掉幾斤肉。

忠誠科學為本真

記者:1999年11月期的《國家地理》雜誌上,發表了一篇介紹『遼寧古盜鳥』的文章。您卻在偶然間得到了那塊拼接化石的另一面化石。有人說您太幸運了,拿到了關鍵證據。您為什麼要糾正這個錯誤?
徐星:『遼寧古盜鳥』化石標本出自大陸遼寧西部,化石被拼接後走私到美國……美國和加拿大的幾位學者開始了這塊標本的研究,其中包括世界上最著名恐龍學家之一——加拿大的柯瑞博士。

每個人都能看出『遼寧古盜鳥』化石被拼接過,但沒有人知道到底是什麼性質的拼接。得到一件完整的化石是非常難的。化石拼接是常見的。其關鍵:必須是同一物種、同一個體化石的拼接;否則,會給科學研究帶來錯誤的資訊。1999年12月,我和同事們在研究剛剛發現於遼西的小盜龍標本時,發現『遼寧古盜鳥』標本的尾部實際上就是小盜龍尾部的另外一半。『遼寧古盜鳥』顯然是一個由不同動物的骨骼化石拼湊起來的,人為的『物種』!

記者:這真是太巧了。如果沒有這個偶然的發現,真相還會被掩蓋。糾正錯誤,您不怕得罪人嗎?
徐星:發現『古盜鳥』錯誤之後,有幾種處理可能:一是隱瞞,不吭氣。但是,如果你不吭氣,那麼,這種資訊就一直錯下去,就會被傳播。那樣,對科學、對公眾,都是一種褻瀆,對以後的科學研究也有誤導。恐龍化石不會說謊。科學不能說謊。科學家要忠誠。像這種事情,你不能把個人恩怨摻和進去。它是什麼,就該是什麼!科學研究,一是一,二是二。當然,被批評,每個人都會不舒服,包括外國人也一樣。但西方的文化,在科研方面,相對而言,更能接受批評意見,尤其是學術上的批評。

 

我們的文化,更容易讓正常的學術批評轉化到個人恩怨上。國外有沒有這種情況?西方人也是人,肯定也有這種情況。但他們對批評的接受程度,比我們高多了,他們不會把這個完全轉到個人恩怨上。他們可能還是從事實的角度考慮。要想做個好的科學家,一定要實事求是。尤其在針對科學發現這類資訊上,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有了新的資訊,證明原來錯了,錯的就是錯了。沒什麼好狡辯的。這是任何做科研的人,應該遵循的一個規則。

記者:您馬上就給指出來了?
徐星:我也猶豫了一段時間。這也是一個過程。發現證據之後,有了新化石,證明他的化石是假的,也是花了一些時間。首先你要說服自己,不要犯錯誤。不要到最後,你這個證據是有問題的。還有這個擔心。人是個複雜的動物,好多事情,不是那麼簡單的。包括你確認了證據之後怎麼處理,也在猶豫。但最終還是通知了《國家地理》雜誌,我寫了一封信,說這個『古盜鳥』可能有問題。我有義務指出這個事。

他們以讀者來信的形式,發表在2000年第4期《國家地理》雜誌上。在同年10月,他們又專門派了一名獲『普利策』新聞獎的記者,專門來到中國,把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做了個調查報告,到北京採訪我,還去了遼寧,採訪了很多人。然後在當年的雜誌上發表。這是個很大的事,涉及雜誌的聲譽啊!他們對這件事情非常非常認真,花了大本錢。

記者:聽說現在您跟柯瑞還是好朋友?還有合作?
徐星:後來我跟柯瑞見面,沒具體談這件事情,彼此心照不宣,不用說什麼。說就多餘了。大家還是朋友。他現在有個學生,我也是導師,我們共同帶一個學生。在科研合作上沒有受到任何影響,他每次來中國,我們都一起聊天。我到他那裡參加會議,還曾經住在他家裡。

記者:這件事情,如果在咱們的生活中發生,可能就沒這麼簡單了吧?
徐星:咱們現在最缺乏的是批判精神。批判精神,對於一個優秀的民族來說,應該是最重要的素質之一。所有偉大的民族,都是有批判精神的民族。中華民族的復興,一定要有批判精神。在內部,要有自由的學術批判的氛圍,要有科學批評的勇氣。只要錯的就改正。勇於承認錯誤。人無完人,誰也不是完美的,如果沒有人指出你的錯誤。你永遠沒法很好地進步。做科研的人,尤其要有批判精神。

關鍵是在討論問題、做批評的時候,要就事論事,不要放到人身上去。即便辨別不清楚也不要緊,一定要對事不對人。不要弄不弄就是你跟我過不去。應該提倡科學研究、科學討論的批評精神。從這一點上講,我們國家特別需要更多的追求科學、追求真理的人,去改變我們文化當中不好的一面。這樣,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才能更好地進步。

恐龍研究的價值

記者:如今,大陸全國有眾多的『恐龍發燒友』。但也有人認為,億萬年以前的東西,你研究它有什麼用?
徐星:以前研究古生物,有個說法叫『將今論古』,就是用現代的規律來推斷遠古的一些規律。畢竟,滅絕的生物只有骨架,記錄不太全面,它到底是怎麼生存、運動的?就拿現在的動物做試驗,來推斷遠古生物。現在有一個說法是『將古論今』。隨著地球生態系統的變化,比如溫室氣體等,人類對環境的變化,越來越感興趣。不光是傳統的好奇心、對知識的渴望,還有對現實生活的擔憂,比如海平面上升,沿岸的一些大城市可能會消失,大家很關心這些變化對人類生活的影響。

生物和環境是什麼樣一種關係?人類會不會像恐龍一樣滅絕?生物對環境變化有什麼影響?反過來,環境變化又會對生物造成什麼影響?這些變化的規律,為我們以後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有些什麼借鑑?我們的生物多樣性,我們的日常行為,應該控制到什麼程度?它也是個經濟學問題,你控制太死了,也不合適。比如,控制碳排放,西方講要控制,他們已經發展了幾百年。我們如果控制過度,發展權就被剝奪了。老百姓想過好日子,那怎麼辦?但是,如果為了過好日子,對環境一點兒也不顧忌,污染嚴重,也不能可持續發展。

所以,要了解環境和生物圈到底是怎樣一個關係?把握怎樣一個度,既能照顧人類的發展權,又能照顧生態系統的平衡。那麼,這個東西怎麼了解呢?就了解遠古的情境,看看它們的變化跟環境的變化是怎樣一個關係?恐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為恐龍曾經非常繁盛,中生代環境也發生過很多變化。那麼,恐龍的變化跟環境的變化有什麼關係?白堊紀比我們現在還熱,熱多啦!白堊紀是地球上氣候最熱的時期。這種情況,對恐龍的演化造成了什麼影響?對整個生物圈造成什麼影響?如果把這些東西了解清楚了,可以為我們提供現實的借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