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探祕/壓垮明王朝的一根稻草 竟是老鼠?

1644年的古代中國,正是明清交替。歷史舞台上有三位主角

大陸新聞中心/綜合報導

1644年的古代中國,正是明清交替。歷史舞台上有三位主角:明朝皇帝朱由檢、農民起義軍闖王李自成、清朝的攝政王多爾袞,或許還應加上一位,明朝的遼東總兵吳三桂。其實,還有一位主角一直為人們忽略:小小老鼠。

據搜狐網報導,1644年,農曆3月15日,闖王李自成率大順軍抵達北京城北郊的居庸關。這裡是北京城的最後一道天險,然而關隘卻無人防守,明朝總兵唐通出降。3月16日,大順軍到昌平。昌平的巡撫何謙逃走,總兵李守自縊。大順軍乘勢焚毀了明十二陵的享殿。17日,他們已經到達了阜成門外,將北京城包圍。

這時的李自成,令一位投降了自己的明朝太監杜勛入城,要與崇禎皇帝朱由檢談判。在17日的夜裡,杜勛向北京城頭用箭射了一封信,說明他要見皇帝,太監王承恩將他用繩子繫了上來。杜勛告訴崇禎帝,李自成開出的條件是:割西北疆土給他,他另立為王,此後他將不奉詔,不入覲。另外,再給銀兩100萬兩犒軍,他就可以暫退河南。

接下來發生的事,人人皆知:李自成的隊伍勢如破竹,在3月18日攻破北京城,朱由檢倉皇出逃,在故宮後的景山吊死在一棵老槐樹上。歷史在此留下了疑團:以李自成的實力,打敗眼前的明朝軍隊已經根本不是問題,又何必開出『西北王』的談判條件?如果朱由檢真的答應了他的條件,他還真退兵不成?

就在李自成進軍北京的路上,二月裡,他曾在寧武關與明朝軍隊有過一場激戰。那一仗,明朝守軍不過幾千人,李自成的人馬有幾十萬,但明軍守將周遇吉拼死抵抗,大順軍還曾經中了明軍的計,一下子折損幾千人。最後李自成用人海戰術,前僕後繼以數萬人的代價,才拿下寧武。

慘勝之後,李自成心有餘悸,前面的關隘還有很多,都這樣打還受得了?不如先班師回西安吧。不料就在他們想退之時,忽然又收到明朝大同和宣府的總兵的降表,於是又改變計劃,決定繼續向北京進發。所以,或許也可以這樣推論,連李自成自己都沒想到,北京城拿下得如此輕易。他在寧武關遇到的只是一員總兵官的部隊,那麼防守京城的,豈不是明朝最精銳的御林軍?

『老鼠「消滅」了明朝』

然而,1644年3月李自成所面對的北京,實際已是一座疫病蹂躪的鬼城。後人在講到明末清初改朝換代的這段歷史時,往往都注重講政治大勢,軍事攻防,歷史學家們很少有人關注到這場發生在崇禎十六年(1643年)北京城的慘烈大疫。

1997年,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的曹樹基教授在他的論文《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中,提出了明末華北地區流行的大疫實際就是鼠疫,在2006年他與李玉尚合寫的《鼠疫:戰爭與和平》一書中,又對此觀點進行完善補充,明確提出:『老鼠「消滅」了明朝』。

曹樹基的史料根據,大部分來自華北一帶清朝末年的地方志。根據他的勾勒,這場大疫,是從崇禎六年到崇禎十七年間流行,發源地大致在山西的興縣,然後到大同,再到潞安。接著,鼠疫傳到陝西的榆林等地。崇禎十四年時,大疫傳到河北大名府、順天府等地,那裡的地方誌上,都有『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殺食』的記載。崇禎十六年,也就是北京城破的前一年,北京也發生大疫。

為何判定北京的這場大疫是鼠疫?曹樹基查到的地方志記載和明人當時的筆記,人們稱這場大疫為『疙瘩瘟』、『疙疽病』,這實際是對腺鼠疫患者淋巴結腫大的稱呼,而當時的傳染性之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有一個叫吳彥升的官員,剛準備去溫州赴任,他的一個僕人死了。他命另一僕人去棺材店買棺材,久久不見回來,竟然死在棺材店裡。有一對新婚夫婦,婚禮之後,夫婦坐餘帳中很久沒有出來,打開帳子一看,夫婦兩人死於床的兩頭,只有鼠疫才能有如此烈性威力。這場鼠疫,發生在北京城破前一年的二月到九月。

臺灣的著名明史專家邱仲麟,於2004年在《明代北京的瘟疫及帝國醫療體系的應變》一文中,對北京的這場大鼠疫有更詳細的描述。到崇禎十六年四月時,北京每天死人上萬,以至於城門都被運出的棺材堵塞。沿街的小戶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門口的最多,街頭連玩耍的孩子都沒有了。有一個統計數字,這場大疫奪走20萬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當時的人口,估計在80萬到100萬,也就是說,每四到五個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堪稱是一場超級大瘟疫』,邱仲麟寫道。當時的北京城裡盛傳種種白衣人勾魂的流言,一到晚上,民間整夜敲擊銅鐵器驅鬼,『聲達九重』,官方也沒法制止——這是怎樣的一座鬼氣森森的城市!

這時候,政府還能做點什麼?當時的皇帝似乎已經顧不上這事。雖然在崇禎十六年二月疫情就爆發了,直到了七月,駙馬鞏永革上疏說,請皇帝『軫念孓遺,亟賜拯救』,這時朱由檢才下了一道諭旨,撥銀兩萬兩,令五城巡城御史收埋死屍,再撥一千兩銀子給太醫院,醫治病民。然而病人、死人太多,這點銀子杯水車薪,根本不夠用。

即使貴為宮廷官宦,也不能倖免鼠疫的肆虐。當時有位叫張真人的法師來北京,剛出宮不久就被皇帝叫了回去,命他施咒誦經來驅逐病魔,但死亡的人仍不見少。開始宮中每死一人,還能得到四千錢的撫恤,後來,連這個錢也沒了。

可以想像,這時駐在北京的明朝軍隊怎能倖免於瘟疫。邱仲麟寫道,當時在北京的明朝軍隊,名義上說有十來萬,大疫過後,少了一半。他引的一位明朝遺民張怡的說法,當時李自成的隊伍殺過來時,能上京城城牆上防守的軍人,連一萬人都湊不齊。不過,明朝的軍隊向來腐敗,駐京城部隊吃空額的現象由來已久,也就是說,原來到了軍隊發餉的時候,還可以叫許多百姓來頂替領餉,比如,叫來許多小商販或衙門班役來充場面,但現在百姓死得人太多,連頂替點名的人手也找不齊了!

不但是士兵、小販、雇工大批倒斃,北京城連叫花子都找不到了。當時的守城將官低聲下氣求人來守城,『逾五六日尚未集』,朱由檢下令讓太監三四千人上了城牆。到了李自成兵臨城下時,北京內城上五個城垛才有一個士兵,而且都是老弱病殘,『鳩形鵠面,充數而已』,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經到了西直門時,京城還沒什麼像樣的防禦,而士兵們每天只有百餘文錢去買粥充飢,怎能抵擋李自成的精銳之師?

有史料說,當時的明朝軍隊打仗時,士兵躺在地上不肯動,軍官『鞭一人則一人起』,可是這個起了那個又趴下,說他們是軍心渙散也罷,全無鬥志也罷,或許,這都是一群半死的病人。邱仲麟在這裡也同意曹樹基的看法:崇禎十六年的大鼠疫,間接造成了北京的淪陷與明朝的滅亡。

戰爭與病菌

但是,這裡仍有疑問。首先就是,李自成的隊伍攻進一個大疫之城,他們自己難道不會被傳染?下一個問題就是,那麼清軍呢?李自成僅僅在北京待了42天,接著是另一撥改朝換代,清朝人進來在北京建都,他們不會感染上大疫?曹樹基對此的解釋是,李自成進城的時刻恰逢其時。正好到這個時候,北京的腺鼠疫已經基本平息,而肺鼠疫,因為天氣轉暖,還沒能流行開來。

這裡要解釋一下腺鼠疫與肺鼠疫。一般人們都知道,鼠疫是一種由老鼠傳染的烈性傳染病。具體說,是由老鼠身上所帶的跳蚤,將鼠疫桿菌傳染給了人。這是腺鼠疫。腺鼠疫的顯著特徵,就是淋巴結腫大潰爛。而肺鼠疫,常常是由腺鼠疫轉化而來,表現為劇烈胸痛、咳嗽、吐血。肺鼠疫的厲害,在於它是人與人之間的傳染,已經不需要老鼠作為仲介,類似SARS。但是肺鼠疫的流行一般都是在冬天,需要在氣溫低的條件下。

『每一種疾病,有每一種疾病的機理。腺鼠疫的流行,到了老鼠和人都死到一定程度時,它就會平息下來。這個時候李自成來了。如果李自成早幾個月進來,他們也會被鼠疫消滅掉,不過,到最終清軍還會進來,這個大趨勢不會變。歷史的演變真是非常有意思。』曹樹基說。在這個1644年的春天,李自成進北京又退出北京的前後,從曹樹基研究的史料上看,在天津及南方,繼續流行鼠疫。疫區一直伸延到了蘇州、杭州。從症狀的描述來看,既有腺鼠疫,又有肺鼠疫。

今天,人們可以在網上看到關於鼠疫與明末清初歷史變局的各種假說。有人說,李自成的部隊後來與吳三桂及清軍的決戰之所以大敗,就是因為在北京已經感染了鼠疫,喪失了戰鬥力。到後來,李自成屢戰屢敗一潰千里,就是這個原因。而清軍,占領北京後又遲遲不南下,聽憑南明建立流亡政府抵抗,也是這個原因。對此,曹樹基並不敢認同。『李自成進北京後,應該鼠疫對戰爭是沒有直接的影響了,後來發生的那些都屬於政治史了。至少從史料上來說,沒有李自成及其部將士兵染病的記載。』

『這一點確實比較詭異。從歷史記載上看,李自成的部隊經過的地方,都變成了疫區,發生了大疫,但是確實沒有李自成部隊本身受感染的記錄。』關於戰爭與疾病的因果關係,曹樹基的合作者李玉尚曾寫過一篇論文,講述太平天國戰爭時,霍亂的流行怎樣對這場戰爭發生影響。在同治元年七月,太平天國戰爭已經到了決戰時刻。清軍一方,曾國藩的部隊本來已經形勢大好,滿以為可以一舉拿下南京。不想,一場凶猛霍亂使得『士卒十喪四五』,死去的人數以萬計,有時軍中病人連侍候服藥的人都沒有了。

『這個時候,正是太平天國一方大舉反攻的好時候。可是,霍亂同樣也襲擊了他們的軍營,使得他們也無力進攻。這樣,戰爭進入了僵持。本來預計馬上會結束的戰爭,又拖延了三年。』李玉尚說。這是最典型的疾病直接影響戰爭的事例。而李玉尚的論文和結論,最有說服力的證據,來自曾國藩的書信。在以往,人們只關注明末清初的政治鬥爭和軍事戰爭,在正史中,關於這段歷史時期的疫病記載不但少而且相當模糊。曹樹基說,他做這段研究時,看了大量地方誌,而邱仲麟的研究,大量歷史資料是來自明人的筆記。

如果我們仔細去對應戰爭的軌跡與疾病的軌跡,仍會發現許多對不上的地方。或許,疾病流行本身的規律我們還沒有悟透;或許,是因為當時的記錄者也好,後世的閱讀者也好,目光早已被那改朝換代的大事變所遮蔽,已經無暇關注到在翻天覆地的狂飆之中,那藏在人間角落裡的小小老鼠。

人與鼠:戰爭與和平

但是事情還沒有完。鼠疫最初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明末的幾場大鼠疫,都是從山西開始的?曹樹基開始注意到,自明清以來,山西長城口外地區的自然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也就是說,從這時候開始,有大量的漢人遷入,大片原來的牧場被開墾成農田,這裡的生態環境變了。

歷史記載,大批漢人進入塞外是在明嘉靖年間(1533-1534),大同邊衛發生變亂,許多漢人逃往口外投奔蒙古俺答。他們還大肆招徠漢族逃民在那裡耕田,也有記載說蒙古俺答也從內地虜掠漢人過去,從事農活。本來在草原上生活著大量的老鼠,牠們中也會有攜帶鼠疫桿菌的病鼠,『但是只要帶菌老鼠的種群小到不足以傳染流行,就沒關係。在草原上一般就是這個情況。』曹樹基說。但是,如果大量的人過去,改變了這種關係,情況就不同了。這時,人與鼠接觸的機會就大大增加,特別是在發生旱災的情況下。

據鼠類專家的研究,一旦發生旱災,老鼠會到處去找食物,其中不少就竄到了人類的集中居住地。而因為牠們吃不飽,會導致體質變弱,這時牠們身上帶的跳蚤會格外多,乾旱使鼠洞內溫度相對升高,又促進了鼠疫桿菌在跳蚤體內的繁殖。這時的老鼠對人就相當危險了。可是恰恰這時,人們——受了旱災的飢民們,偏偏要到處找老鼠。他們需要刨鼠洞裡的糧食充飢。可以想見,這時人們帶回家的,不僅僅是老鼠們存下的糧食,更有老鼠們身上的跳蚤、和跳蚤們所帶的鼠疫病菌。

查一查明朝末年的歷史記錄,關於災荒特別是旱災的記錄觸目驚心:萬曆十年、十五年、四十五年,都曾發生瘟疫,也都是大旱之年,崇禎十四年之後,是連續四年的大旱,瘟疫也一直延續到明朝的滅亡之後。旱災發生後,災民們會四散逃荒,使得瘟疫也隨之四處擴散,而像北京這樣的都城,一旦感染瘟疫,又會隨著它向外輻射的條條官道,把病菌傳到帝國的四面八方。這還是在不打仗的情況下。一旦旱災、瘟疫和戰爭同時出現的時候——這正是明朝末年的情形——這個社會就開始崩潰了。

如果沒有戰事,或許明朝政府還可以集中精力去應付災荒。但明朝末年的時候,明王朝面臨著強大的外敵入侵。為了應付遼東防務的沉重負擔,於是加緊對社會攤派苛捐雜稅,這又導致社會矛盾激化,激起一輪又一輪的民變。戰爭,又導致災荒和疫病的後果成倍擴大,無法收拾。

1644年,一年中古代中國出現了三個皇帝,北京人有四分之一被鼠疫奪去生命。而據曹樹基估計,明末的崇禎年間,死於鼠疫流行核心區即山西、直隸、河南三省北部的疫死人口,要占到這三個省總人口的三分之一。災荒、疫病、戰爭,1640年代的古代中國,這幾種因素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使得神州大地生靈塗炭,山河破碎。據學者統計,明清易代之際,因非正常死亡,古代中國的人口減少了約四五千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