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人物/德國二戰老兵:勇敢反思 不做歷史盲人

2001年,朱維毅(右)在羅迪家中採訪。

大陸新聞中心/綜合報導

『只有敢於直面歷史、正視自我的民族,才是一個擁有尊嚴、值得尊重的民族。』在尋訪和收集了數十位德國二戰老兵的反思、懺悔後,留德學者朱維毅博士發出如是感慨。當有些人還在竭力迴避歷史、粉飾曾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時候,德國政府和老兵們的深沉反思,尤顯意義悠遠。

據人民網報導,1988年,朱維毅赴德留學。第一次來到柏林,讓朱維毅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施普雷河兩岸的風光,而是市中心的一座殘破教堂。『教堂的鐘樓只剩底下一半。當地人告訴我,這座老教堂在二戰中受到了多次轟炸與炮擊。戰後,政府尊重市民的意願,對殘骸進行加固、保護,警示後人。』

在柏林攻讀博士的日子裡,朱維毅感到,戰爭的記憶並不遙遠,相反,它時時刻刻存在於生活中。『我在我的房東和幾戶鄰居家裡都曾經看到他們年輕時著軍裝的照片。房東告訴我,我現在能見到的德國老頭幾乎全是當年的軍人。』這些白髮蒼蒼的老人當年究竟經歷過什麼?他們內心如何看待那場戰爭?朱維毅非常好奇。因此,只要一有機會和他們聊天,他總會想辦法從他們口中『掏出』一些對戰爭的感受。接觸的老人越多,朱維毅受到的震撼也越多。從2000年開始,他決心系統地尋訪這批二戰老兵,把他們的回憶和感受記錄下來。

經歷過戰爭的那一代德國人常常提起一個詞,叫『零點』。就是說,從這個時間點起,總結教訓,重新開始一天,在德國讀書的朱維毅的兒子聽了一場題為《教育和戰爭》的報告。報告結束後,他找到主講人、二戰老兵羅迪:『您能不能和我爸爸談一次?他正在尋找像您這樣的老兵。』就這樣,朱維毅認識了羅迪。

1941年,20歲的羅迪和三個哥哥先後踏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戰場。他被編入『大德意志』裝甲步兵師,那是當時德國裝備最好、專門用來打硬仗的精銳師。四年後,當他回到柏林時,一隻眼睛丟在了高加索戰場,另一隻眼睛重傷後看不清東西,右肺也只剩下三分之一。母親告訴他,兄弟四人,只有他一人回來了。『那塊打瞎我右眼的彈片至今沒有取出來,它常常會自己移動,現在,它在我的這個部位。』羅迪指了指自己的右腮說,『對戰爭的殘酷記憶,一直都在我身體裡。』

朱維毅從羅迪那裡第一次聽到了一個詞——『零點』。『我們經歷過戰爭的這一代德國人常常提起一個詞,叫「零點」。就是說,從這個時間點起,總結教訓,重新開始。但這種總結並不輕鬆,因為我們的教訓太沉重了。』羅迪說。每個人心中的『零點』都不相同。羅迪的『零點』是1945年4月被關進戰俘營的時候:『我意識到自己曾經狂熱追逐的戰爭結束了,過去所做的一切都毫無意義。』但令他的內心真正開始反省的,是那個在荷蘭度過的夜晚。

羅迪告訴朱維毅,戰爭結束後他有一次去荷蘭,一場瓢潑大雨讓他的摩托車熄了火。正當他在雨中摸黑修理摩托車時,一位當地人請他到自己家中避雨。在與主人聊天時,他意外地發現,眼前這位幫助他的人是個猶太人。二戰時,這個猶太人的全家都被關進了集中營,只有他一人活著出來了。『我帶有幾分歉意地問他,你為什麼願意幫助我這個德國老兵。他冷靜地說,難道我們在經歷了這場戰爭後,還學不會和睦相處嗎?』說到這裡,羅迪摘下眼鏡,默默地擦拭眼角的淚水。

必須讓年輕人理解什麼是罪惡的戰爭,這樣才能讓他們不再遭遇我們經歷過的命運

當朱維毅見到奧克爾時,眼前的這位白髮老人是一位已經退休的聲樂教授,他說話的聲音特別洪亮。很少有人知道,二戰期間他曾是德軍的一名中尉。『1944年,我在蘇德戰場的一場戰鬥中被擊中了肺部,就此從戰場上被抬了下來。』『這一槍是戰爭留給你最深的傷害?』朱維毅問。『不,最深的傷在心裡。』奧克爾說:『1944年6月,一枚炮彈落在我的陣地上,我立即下令所有人後撤,但我身旁的傳令兵受了重傷,他的大腿動脈不斷地冒著鮮血,人已動彈不得。情況很危急,在不設防的陣地上,只剩下我和傳令兵,眼看著對方馬上要衝上來,我把手伸向了手槍套。我清楚地記得我的手在顫抖,但作為他的連長,我能為他做的只能是幫他縮短死亡的過程,然後盡快埋葬他。我永遠也無法忘記我用手槍指向他時,他注視我的眼神。』

 

眼淚順著奧克爾的眼角流了下來,他哽咽著說:『每當我想起那一刻,心就會發抖。』幾十年來,他都不願意對任何人提起這一幕。直到他鼓足勇氣走進布萊梅的一所中學,給孩子們講述二戰經歷時,他才第一次把這段痛苦的經歷說了出來。『我告訴他們,我曾經寫過一本二戰回憶錄,但我的兒子把它藏了起來,因為他不想讓我的孫子知道自己的爺爺是個殺人凶手。』

然而,奧克爾還是向這些孩子坦誠了自己的過去:『我之所以選擇在這些年輕人面前敞開我帶傷的心,是因為他們現在只能在教科書或者電影裡看到所謂的二戰,這樣下去,我擔心人們對那場災難的認識會變得越來越膚淺,甚至會因為小說或者電影的視覺刺激而產生娛樂效果。長此以往,真正應該記取的東西就被遺忘了。所以我們必須讓年輕人理解什麼是罪惡的戰爭,這樣才能讓他們不再遭遇我們經歷過的命運。』

朱維毅忘不了奧克爾對他說過的一句話:『我曾經醉心於軍人的榮譽,渴望在戰鬥中證明自己,但我現在反對一切戰爭。這種轉變對我來說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我一直都正視歷史,不躲避、不否認、不美化、不沉默,我想這是我能從「零點」上再次站立起來的基礎。』

一個民族如果必須用無辜生命的鮮血才能擦亮眼睛,看清自己和別人,這是很悲哀的

在勃蘭登堡州的一個小村莊裡,朱維毅從83歲的雷曼口中,再一次聽到了『零點』這個詞。二戰期間,雷曼隨部隊一直駐扎在荷蘭。1941年,德國在東線的戰勢需要增兵,雷曼所在的連隊被抽走了50名士兵,他的名字被排在候選名單的第52位。『我那50名戰友後來全部在蘇聯戰死,無一生還。』老人深深嘆了一口氣。

1945年,雷曼加入了自己一生中的最後一次軍事行動,一個星期後,他被投入戰俘營。『我永遠也忘不了我離開戰俘營的那天,我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從這場殘酷的戰爭中完好地活了下來。那一天就是我的「零點」。』從此,雷曼對於戰爭的反思從來沒有停止過,曾經的信仰和觀念時常在他的頭腦中不斷碰撞。他告訴朱維毅,『我們這一代德國人之所以選擇希特勒,大多是出於改善經濟的需求,而不是因為他「反猶」,但是我們在跟隨他的過程中慢慢接受了他的「反猶」立場。戰爭結束了,我們從錯誤中學到了很多,但卻為此付出了太大的代價。我很贊成豪斯總統曾經說過的一句話:無論是今天還是以後,這段歷史都是我們全體德國人的恥辱。』

訪問老兵凱斯訥時,凱斯訥給朱維毅看自己1944年拍的照片:一個年輕英俊的軍人,帶著些許靦腆的笑容。『這就是我,不到18歲就穿上軍服了。年輕人好像都有一種喜愛軍服和武器的潛意識,小男孩從小喜歡把槍作為玩具,這在全世界都差不多。但那場戰爭使我變得憎恨軍服。』凱斯訥向朱維毅講述自己的『零點』:『那是在一次行軍途中,我們遭到伏擊。一個戰友心臟中彈,一頭栽倒在我駕駛的汽車的前面。他的軍服上衣被汩汩流出的血全部浸透染紅。那場面永遠留在了我的心裡,所以戰後我發誓不再穿任何制服。』『一個民族如果必須用無辜生命的鮮血才能擦亮眼睛,看清自己和別人,這是很悲哀的。』凱斯訥說。

在德國看到的一切都在告訴他,這個國家從來沒有忘記那段黑暗的歷史

從2000年到2009年,朱維毅利用自己的業餘時間採訪二戰德國老兵近五十人,並把他們的口述記憶集結成《德意志的另一行淚》一書。許多接受過朱維毅採訪的老兵都和他成了忘年之交、『跨國』之交。每年耶誕節,他們都會互寄明信片表示問候。如果有哪一年沒收到某位老人的明信片,朱維毅就會打電話過去,但電話那頭傳來的,往往是老人已經離世的消息。

『這些年,我接到的壞消息越來越多,「老朋友」一個個都離去了。但我慶幸自己能夠在他們活著的時候留下他們的故事,幫助他們完成一個共同的心願。』朱維毅告訴記者:『許多老兵都說,他們希望把自己在那個瘋狂時代裡的所思所感告訴後人,幫助他們學會怎樣識別罪惡,把握好自身的命運。』儘管歷史的見證者在不斷離去;但朱維毅在德國看到的一切都在告訴他,這個國家從來沒有忘記那段黑暗的歷史。

 

朱維毅告訴記者,他在閱讀有關二戰的歷史書籍時發現,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國家像德國那樣出版了那麼多揭露自身罪行的母語圖書。德國法律規定,在中學的歷史教材中必須寫進足夠篇幅的第三帝國的歷史和罪行。多年前,一場名為『國防軍罪行展』的展覽在德國多地巡迴展出。眾多揭露國防軍罪行的文件實物、短片和錄音,引起了轟動。

『在展覽結束前的那個周末,我一早就趕到展覽現場,沒想到等候入場的人早已排起了長龍。隊伍裡幾乎清一色是德國人,其中大多數都是中青年,沒有人組織,全是自發的。』朱維毅說:『全世界只有德國人舉辦過揭露自己國家過去罪行的展覽,至今沒有第二個國家做過如此勇敢的反思。』

在尋訪老兵的這些年裡,朱維毅還參觀過不少納粹德國時期的歷史遺址:比如被德人稱為『恐怖地帶』的蓋世太保秘密警察總部、達豪集中營遺址等。『在我被納粹的暴行深深刺痛的同時,也為德國人自我反省之深刻與徹底所感動。德國拒絕保存任何有可能產生憑吊作用的納粹戰犯的工作與生活場所,現存的所有和第三帝國有關的參觀場所無一不是用來揭示納粹罪行的。』『他們製造過最深重的罪惡,經歷過最沉痛的教訓,也完成了最徹底的反思。而只有敢於直面歷史、敢於正視自己的民族,才是一個真正擁有尊嚴、值得尊重的民族。』朱維毅語氣深沉。

對話:不要做歷史盲人

解放周末:9月初,德國總統高克到法國憑吊了一座二戰期間遭納粹屠殺的村莊。他說,『我能體會法國人的感受,我以德國人的名義,將永世銘記這一切』。此前,德國多位國家領導人都先後對其二戰罪行表示過明確的道歉,您認為德國人敢於正視歷史的原因是什麼?
朱維毅:說到德國人為什麼能正視歷史,我想從德國的民族性上做一點分析。我覺得德國人對待歷史之所以和日本是不同的,關鍵在於德國人的民族特質。

首先就是他們求實重於面子,這表現在讀史的客觀立場上:就事談事,不添油加醋,不隱瞞修改,不融入感情色彩,更不是按需寫史。為了面子而迴避甚至篡改真實歷史,這在德國人來說是很難接受的。其次是他們的反思能力強。一件事做錯了,就往根上琢磨,這一點是需要全世界學習的。德國人喜歡思考,喜歡問為什麼。既然國家在歷史上犯了罪,自己付出了那麼大的代價,他們覺得當然要搞清原因。了解了德國人的反思特質,就能更好地理解德國人對歷史的態度。

解放周末:他們會有意識地尋找自己的『零點』。
朱維毅:對,他們不迴避。此外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他們能夠觸及本質地深刻讀史。這一點取決於德國知識份子的思想深刻。我認為,一個國家是否具備長期發展的潛力,不在於它當前掌握的財富有多少,而在於它當前是否擁有一個足夠睿智、正義和深刻的智者階層。和日本相比,『二戰』後德國的智者們在讀史方面的差異就在於獨立性和批判性這兩點。德國的大多數知識份子拋棄了在讀史上的實用主義態度,對本民族的歷史錯誤不但要指出來,還要分析透徹。這是智者的智慧和胸懷。相反,日本則是根據需要有選擇地寫史講史,所以至今仍然是個歷史盲人。

解放周末:德國向歷史學習了很多,那麼世界應該從德國身上學些什麼?
朱維毅:依我之見,『二戰』後的德國對全世界有兩個方面的貢獻:第一是成為了世界和平的維護者,不但不再對外侵略,還促進了歐盟這一人類歷史上首次出現的大區域聯合體的發展。第二是為世界提供了一個獨一無二的讀史樣板。能夠直面自身過錯的國家並不多,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只善於展示自身歷史的輝煌或屈辱,而不大去反躬自身,尤其是客觀地面對自己曾犯下的罪過。

解放周末:反思是需要勇氣的。您所了解的德國年輕一代是怎樣看待二戰的?
朱維毅:舉個我身邊的例子吧。在我攻讀博士的時候,有位同學告訴我,他的爺爺當過黨衛軍,就因為這一點,他從懂事開始就不願意見自己的爺爺。我問他為什麼,他說,黨衛軍都是凶手,他們每人手上都沾著平民的鮮血,他為此而感到羞愧。在德國大學生中,這樣的歷史觀是比較典型的。

解放周末:您的《德意志的另一行淚》是一本口述實錄,近幾年,口述歷史在大陸開始受到關注。您怎麼看口述歷史的意義?
朱維毅:史書反映的是歷史的大脈絡,口述史反映的是大歷史中的個體經歷和感受。如果把歷史比作一棵大樹,史書就是大樹的主幹,口述史是大樹的枝葉,可以讓後人更好地感受歷史的生命力。做口述史的人越多,歷史大樹的枝葉就越茂密鮮活。口述史的存在,是還原歷史真相的一個有利保障。任何遮蔽和扭曲歷史的嘗試,都會在口述史上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因為見證人的敘述擺在那裡了。我們在這方面起步還是太晚了。

解放周末:感受得到您的緊迫感。

朱維毅:我是有些著急,因為一個不熟悉自身歷史,特別是苦難和挫折歷程的民族,又怎麼能成長為一個睿智、深刻和富有遠見的民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