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探密/魯迅新婚之夜發生了什麼?第二天他的臉被染青

朱安在北京西三條院內。

『我好比是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根據中國新聞網報導,作為魯迅的舊式太太,一個目不識丁的小腳女人,朱安留下的話語不多,但句句都耐人尋味。她淒風苦雨的一生給世人留下許多回味。透過走訪朱氏後人,實地勘查採訪,鉤沉相關史料,搜集各方面人士的回憶等,作者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軌跡,探討了她對魯迅的影響,並讓我們依稀聽見了這樣一位女性的無聲之聲。

陌路婚姻

按照周作人的說法:『魯迅是在那一年裡預備回家,就此完姻的。』不過他也聲明自己當時在外讀書,對重修房屋與魯迅結婚的事情並不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周冠五的回憶裡也說:『……後來把這情況又告訴魯迅,結果魯迅回信很乾脆,一口答應了,說幾時結婚幾時到,於是定局結婚。定了日子,魯迅果然從日本回國,母親很詫異,又是高興又是懷疑,就叫我和鳴山兩人當行郎,他穿套袍褂,跪拜非常聽話。』事情的進程當然不可能像周冠五說得那麼簡單,但他的說法和通常我們所知道的大相徑庭,這也是值得注意的。

孫伏園是魯迅的學生和好友,與魯迅一家也有很深的交往,在1939年紀念魯迅逝世三周年的會上他也說到這事:『魯迅先生最初是學醫的。他受的是很嚴格的科學訓練,因而他不相信許多精神生活。他常對人說:「我不知什麼叫愛。」但是家中屢次要他回國去結婚,他不願放棄學業不肯回去。後來家中打電報來了,說母病危,先生回國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傢俱全新,一切結婚的佈置都已停當,只等他回來做新郎了。魯迅先生一生對事奮鬥勇猛,待人則非常厚道。他始終不忍對自己最親切的人予以殘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

在清末的中國,包辦婚姻是天經地義,悔婚是很嚴重的事。魯老太太把魯迅騙回國,實為無奈之舉。其實,這一天是遲早的事,逃避終究不是辦法,魯迅既然不忍拂逆母親的意思,那麼就只能犧牲掉個人的意志,默默地接受這命運。魯迅和朱安婚後感情不和,形同陌路,這在新婚之夜就已經定局。

當晚,魯迅像木偶一樣任人擺布,進了洞房。周冠五當時20歲,他回憶那天晚上的情形:『結婚的那天晚上,是我和新台門衍太太的兒子明山二人扶新郎上樓的。一座陳舊的樓梯上,一級一級都鋪著袋皮。樓上是二間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開,新房就設在靠東首的一間,房內放置著一張紅漆的木床和新媳婦的嫁妝。當時,魯迅一句話也沒有講,我們扶他也不推辭。見了新媳婦,他照樣一聲不響,臉上有些陰鬱,很沉悶。』

王鶴照從13歲起就在周家當傭工,前後近30年。1906年魯迅結婚時,他已經18歲。他是第一次看到這位周家大少爺。魯迅新婚第二天,表現得很決絕。這一夜究竟發生了什麼?像王鶴照這樣一個傭工是不可能知道的,但他透露了一個不為人所知的細節:魯迅新婚後的第二天早上,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他的臉,讓人想到他那晚很可能把頭埋在被子裡哭了。

王鶴照的回憶提供了令人回味的細節,只是缺少旁證。有人指出,當時是大夏天,在紹興根本用不著蓋被子。對新婚夜的情景,周光義也曾有追述,似乎沒有這麼戲劇性。據他說,當時新做阿婆的周伯宜夫人擔心著新夫婦的動靜,一到夜深,她親自到新房隔壁去聽。發現他倆很少談話,兒子總愛看書,遲遲才睡。二三天以後,魯迅住到母親的房間裡了,晚上先看書,然後睡在母親的床邊的一張床裡。

王鶴照說因為魯迅第二天早晨不高興,『當時照老例新婚夫婦是要去老台門拜祠堂的,但魯迅先生沒有去』。魯迅即便沒有拜老台門,依照老例,新婚第二天也還是有許多繁瑣的儀式:

首先是『送子』,天甫破曉,新娘盥洗完畢,吹手站在門外唱吉詞,老嫚把一對木製的紅衣綠褲的小人兒端進來,擺放在新娘床上,說:『官官來了。』一面向新娘道喜,討賞封。

一起吃飯,自然也只是一個儀式而已。之後要『上廟』,新夫婦坐著轎,老嫂、吹手跟在轎後,先到當坊『土穀祠』參拜,照例還要再到宗祠去參拜祖先。

當天上午要『拜三朝』,在大廳裡供兩桌十碗頭的羹飯,家中男女老少拜完後,新郎新娘並肩而拜。然後『行相見禮』,依次按輩分拜族中長輩,與平輩彼此行禮,最後接受小輩的拜禮。

新婚夫婦一般在第三天要『回門』,亦叫『轉郎』,新夫婦往女家回門,在老嫂、吹手的簇擁下,坐轎來到女家,至大廳拜女家祖先,參拜岳父岳母等等。之後,還要請新郎進入內房,坐在岳母身旁聽她致照例的『八句頭』,八句頭說完後新夫婦才辭別上轎。

魯迅『回門』一事,朱家房客陳文煥曾回憶道:『我10歲光景,聽一個名叫劉和尚的泥水作講起,說:「朱家姑爺來回門,沒有辮子的,大家很好奇,我也趕去看熱鬧。」』劉和尚講的『朱家姑爺』就是魯迅,在當時剪掉辮子簡直是特大號新聞,因此引來不少圍觀者看熱鬧。

雖然魯迅像木偶似的走完了這一系列麻煩的儀式,可是新婚燕爾他卻做得很決絕,搬出新房,睡到了母親的房中。我們不知道新婚之夜究竟發生了什麼,魯迅為什麼會這麼失望。對此,周建人的解釋是因為朱安既不識字,也沒有放足:『結婚以後,我大哥發現新娘子既不識字,也沒有放足,他以前寫來的信,統統都是白寫,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祖母的內侄女,媒人又是謙嬸,她們婆媳倆和我母親都是極要好的,總認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總是靠得住的,既然答應這樣一個極起碼的要求,也一定會去做的,而且也不難做到的,誰知會全盤落空呢?』可是按照周冠五的回憶,朱安拒絕讀書、放足,這都事先告知過遠在日本的魯迅,他不可能對此沒有任何思想準備。

周作人則說『新人極為矮小,頗有發育不全的樣子』。從照片來看,朱安的身材確實偏於矮小,但魯迅不喜歡她,肯定還有更深刻的原因。這婚事是母親安排的,他只能默默承受。結婚後他很少向外人訴說自己的婚姻生活,僅對好友許壽裳說過這麼一句沉痛的話:

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魯迅的這句表白很著名,曾被許多人引用,以證明他對朱安確實毫無感情,只有供養的義務。

因為『母親』(其實是母親所代表的社會和家族)的要求,魯迅被迫成為『禮物』的接受者。據孫伏園說,魯迅雖然當新郎,穿靴,穿袍,戴紅纓帽子,一切都照辦。但那時他心中已打好主意:『結婚前一切我聽你做主,結婚後一切我自己做主,那時你們可得聽我的。』很明顯,魯迅將朱安僅僅視為一件禮物,作為接受者,只要接受了禮物,那麼就隨便他怎麼安置這件禮物了。從這一點說,他還是個主動者。

可惜的是,作為『禮物』的朱安本人是無法意識到這一點的。婚後第四天,魯迅就攜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離開了母親強加給他的女人。沒有人提到,朱安在這新婚的三四天裡是怎麼熬過來的。不知她是一動不動呆坐在新房裡呢?還是一邊垂淚,一邊聽那些過來人現身說法,教她如何慢慢熬出頭?也許,就是在那一刻,她想到自己就像一隻蝸牛,只要慢慢爬,慢慢熬,總能等到周家少爺回心轉意的那一天。

出售魯迅藏書事件

自母親去世後,當時已經附逆的周作人擔負著長嫂的部分費用,最初是每月100元(以人民幣計算,以下同),隨著物價的上升而漲到150元、200元。對於收周作人的這筆錢,朱安內心並不情願,而且這筆錢也很難維持起碼的生活,她的生活貧困至極。因此,她聽從了周作人的建議,決定出售魯迅的藏書。周作人令北京圖書館開列了藏書目錄,準備委託來薰閣出售。

1944年8月25日的《新中國報》刊登了這一資訊,許廣平聞悉,憂心如焚,立即給久未通音信的朱安寫了信,加以阻止。信中指出:『……就望你千萬不要賣書,好好保存他的東西,給大家留個紀念,也是我們對魯迅先生死後應盡的責任。請你收到此信,快快回音,詳細告訴我你的意見和生活最低限度所需,我要盡我最大的力量照顧你,請你相信我的誠意。』

同時,許廣平委託律師在9月10日的《申報》上發表申明:『按魯迅先生終身從事文化事業,死後舉國哀悼,故其一切遺物,應由我全體家屬妥為保存,以備國人紀念。況就法律言,遺產在未分割前為公同共有物,不得單獨處分,否則不能生效,律有明文規定。如魯迅先生在平家屬確有私擅出售遺產事實,廣平等決不承認。』

聽聞朱安打算出售魯迅藏書的消息,住在上海的魯迅生前好友內山完造也感到自己有責任阻止此事,他給在北京的朱安寫了信,但可能這封信沒有保存下來,我們只能從朱安請人代筆的回信裡體會到內山先生的一片苦心。信中說:『我侍候婆婆三十八年,送老歸山,我今年也已經六十六歲了,生平但求布衣暖菜飯飽,一點不敢有其他的奢望,就是到了日暮途窮的現在,我也仍舊知道名譽和信用是很可寶貴的,無奈一天一天的生活壓迫,比信用名譽更要嚴重,迫不得已,才急其所急,賣書還債,維持生命,倘有一籌可展,自然是求之不得,又何苦出這種下策呢!』從信中可體會這位毫無謀生能力的老婦人淒涼的晚景。

得知魯迅藏書有可能被出售,上海文化界進步人士都很焦急,不僅由許廣平、內山完造出面寫信阻止,該年10月,還推舉唐弢、劉哲民二人去北京解釋勸阻。這事的經過在唐弢的《〈帝城十日〉解》及《關於周作人》中都有較為詳細的記載。10月10日他們從上海出發,到北平後,將書信一一投送,一面請趙萬裡把舊書出售的路子堵死,一面訪問了宋紫佩,10月15日由宋紫佩陪同一起去西三條見到了朱安:

那天宋紫佩陪著哲民和我到西三條二十一號的時候,天色已近黃昏,朱夫人和原來侍候魯老太太的女工正在用膳,見到我們,兩位老人都把手裡的碗放了下來,裡面是湯水似的稀粥,桌上碟子裡有幾塊醬蘿蔔。朱夫人身材矮小,狹長臉,裹著南方中年婦女常用的黑絲絨包頭,看去精幹。聽說我們來自上海,她的臉色立刻陰沉下來。

宋紫佩說明來意,我將上海家屬和友好對藏書的意見補說幾句。她聽了一言不發。過一會,卻衝著宋紫佩說:『你們總說魯迅遺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說著有點激動的樣子。

長期窘迫的生活,又加上對上海方面的誤會,在來客面前,朱安的情緒顯得很激動。在困頓的歲月裡,哪怕是作為『魯迅的遺物』,她也被世人長久地遺忘了。萬千辛酸,使她發出了這悲愴的吶喊。其實,從她的內心來說,一定也不願意賣掉魯迅的藏書,她之所以同意這麼做,恐怕也存著這樣的心思——希望借此提醒人們她這個『遺物』的存在。也正因為如此,當唐弢將日本憲兵逮捕許廣平等的經過告訴她,並將海嬰的情形說了一遍,她的態度立即發生了變化。當她聽到海嬰病已痊癒,竟說:大先生就這塊肉了,為什麼不將海嬰帶到北平,讓她看看。於是氣氛一轉,藏書出售問題便也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