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探密/孜孜以求全力以赴 李鴻章一生只想升官

李鴻章。

曾國藩長期教導李鴻章為人做事要講『誠信』,李鴻章表面唯諾,可內心深處對這一被理學家視為精神動力的道德規範不以為然。做幕僚時想多睡一會兒懶覺,竟謊稱頭疼。剛到上海,曾國藩就寫信要他恪守孔子的忠、信、篤、敬四字,『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說假話耳,然卻極難,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後李鴻章接替曾國藩出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了結天津教案,曾國藩問他:『你與洋人交涉,打配何主意呢?』李鴻章道:『門生也沒什麼主意,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我只同他打痞子腔。』

根據網易新聞報導,曾國藩捋著胡須沉思良久道:『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如何打法,你試打與我聽聽。』李鴻章見勢不妙,趕緊改口,稱他是信口胡說,還望老師多多賜教。曾國藩送給他的『法寶』還是一個『誠』字:『誠能動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與他平情說理,雖不能占到便宜,也不至過於吃虧。』

李鴻章自稱繼承了老師衣缽,可實際上未能真正理解、吸取、傳承曾國藩作為一位真正理學家的精髓,缺少一種內在的精神貫注與嚴格要求,無論對己對人,都顯得相當實際而實惠。他『好以利祿驅眾』,重用人才著重謀略幹練,將文章道德放在其次; 也曾露骨坦陳:『天下熙熙攘攘,皆為利耳,我無利於人,誰肯助我』; 還對部下以實利相誘,只要事情辦成,論功行賞,封官加爵,決不含糊。他緊緊抓住軍權不放,以強大的軍事實力作後盾。

他對手下公然宣稱:『一切小錯都不用過問,一切大錯都由我李鴻章承擔!』此言一出,人人願為他效命,但也因此而魚目混珠、泥沙俱下,時間一長,勢必影響士氣,敗壞風氣,造成『一代不如一代』的混亂局面。這也是由他以降,袁世凱及其他北洋軍閥不顧國家利益、人民死活,相互搶占地盤、爭權奪利、你打我殺的內在根源……

曾國藩對他的兩個得意門生俞樾與李鴻章,曾恰如其分地評價道:『俞樾拼命著書,少荃拼命做官。』李鴻章一生執著官場從未言退,認為只有做官才能成就一番事業——上可忠君報國,下則為民謀利,『安能不熱衷耶?』這也是他與老師曾國藩最大的區別之一。

曾國藩
曾國藩。

每有高封,曾國藩總是警警惕惕、如履薄冰,一旦事不可為,就主動請辭,決不戀戰。李鴻章從來沒有像曾國藩那樣上過一道辭呈,即使要挾清廷、以退求進也沒有過。他太怕失去頭頂的頂戴花翎了,只要有官做,能得到朝廷的加封,哪怕拼著身家性命,損害個人聲譽,也會義無反顧、勇往直前。兵敗日本議和歸來,李鴻章成了人人喊殺的『賣國賊』,有人勸他引退,李鴻章極力強撐道:『於國實有不能恝然之誼,今事敗求退,更誰賴乎?』

因此,儘管陷入人生低潮之極,他仍保留幾項官職,擁有幾頂官帽,並期望有朝一日東山再起,重握大權實權。李鴻章『自壯至老,未嘗一日言退』,從1862年擔任江蘇巡撫到1901年病逝,除因奔母喪離職數月,在近四十年的時間裡,哪怕病重期間,也從未離職。當然,如果從另一角度視之,也算得上一種擔當與氣概——不畏險阻勇於任事,面對困境從不退縮。

為了官位,他幾乎不擇手段,有時連自己的恩師曾國藩也不放過。當曾國荃部久攻南京不下時,清廷曾命李鴻章『迅調勁旅數千及得力炮隊前赴金陵,會合曾國荃相機進取』,李鴻章念及恩師情誼沒與曾國藩兄弟爭搶頭功,而是耍滑頭找藉口主動避讓。可當南京攻下不久,清廷擔心曾國藩尾大不掉,便有意調開,命其前往皖鄂交界督兵,圍剿太平軍餘部及小股撚軍,由李鴻章暫署兩江總督時,他便迫不及待地趕到南京接署。

而此時的曾國藩雖主動裁撤湘軍,卻為弟子從長計議,上疏朝廷保留淮軍,面對李鴻章這一多少帶有『逼宮』味道的舉止,曾國藩大為不快。其實,皖鄂交界處的小股敵軍根本用不著曾國藩親往督軍指揮,剛一接旨,他就上了一道辭官奏摺。曾國藩不想立時交出兩江總督的印篆,而是等到朝廷回覆的諭旨再說。可李鴻章恨不得立時將曾國藩擠走,便在南京秦淮河邊的一艘船上靜候交接。等了半個多月沒有動靜,李鴻章憤然不已,欲與恩師斷交。曾國藩得知弟子心情急迫,即刻交出印信。誰知過了兩天,廷寄諭旨到達:『曾國藩無須交卸督篆,仍駐紮金陵,妥籌調度。李鴻章仍回江蘇巡撫本任。』

後曾國藩正式奉旨剿撚,李鴻章還是接過了兩江總督的印信。因湘軍大部已裁,曾國藩不得不倚重李鴻章的淮軍。李鴻章將淮軍視為命根子,有兵即有權,有權就有官,為了青雲直上,哪怕對大力栽培自己的恩師,也不肯放權。軍隊調至前線,名義上歸曾國藩指揮,可李鴻章卻一直暗中遙控幹預,淮軍所有行動須經他點頭認可。曾國藩無法調度,常常貽誤軍機,弄得他勞而無功,受到六次廷旨嚴責,四次禦史彈劾。於是,他極力讓賢,奏請李鴻章接任。李鴻章從曾國藩手中接過剿撚大任,實授欽差大臣,遵循曾國藩原來制定的戰爭方略,李鴻章很快取得一舉蕩平撚軍的決定性勝利。

清末年畫《曾國藩慶賀太平宴》,正中榻上坐著李鴻章(左)和曾國藩(右)
清末年畫《曾國藩慶賀太平宴》,正中榻上坐著李鴻章(左)和曾國藩(右)。

處置天津教案,曾國藩更是惹得一身臊,連他自己也認為『吾此舉內負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議』。又是李鴻章接替曾國藩出任直隸總督,處置未能完全了結的天津教案,坐上封疆大吏的頭把交椅,此後在這個位置一坐就是二十五年。接到新的任命,李鴻章自然大喜過望,可這次,他不僅沒像上次暫署兩江總督那樣急煎煎地『逼宮』,反而在到達河北保定後就逗留不前了。

他給曾國藩寫了一封信,說『冒署遠行,蒞省後委頓異常,不得不略為休息』,希望恩師將事情處理得有一個眉目後他再接手。曾國藩已被教案弄得身敗名裂,也不希望師生兩人共同『赴難』,跳入難以洗刷乾淨的『泥坑』,便獨自一人做出了鮮為人知的犧牲,待奏結第一批人犯之後,才讓門生抵達天津。李鴻章接任後所做之事,不過將曾國藩原來議結中的二十名死刑減少四人,改判為十六名死刑,四人緩期執行而已,其余部分並無半點更改。而李鴻章卻獲得了慈禧太后的格外垂青,認為曾國藩辦不了的事,他能辦妥辦好,實為清廷第一股肱之臣,不久便任命他兼任北洋大臣。北洋大臣權比樞廷,不僅佩有欽差大臣關防,還兼有通商外交、興辦洋務、從事海陸國防建設的重任。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二(1825年1月9日),李鴻章又被授予文華殿大學士,位居內閣各大學士之首。這一實際上的宰相之職向來都是滿人『專利』,漢人得此職銜者以李鴻章為第一。

李鴻章為了爬上高位,可謂孜孜以求、全力以赴,哪怕對恩師曾國藩,在做官這一『大是大非』問題上,也是『步步緊逼』,寸步不讓。而曾國藩卻總是為門生大有出息、薪火不斷而感到欣慰。直到曾國藩逝世之後,李鴻章這才陡然覺得少了一座靠山、一根支柱、一種依託,日後艱難的危局,唯有獨自支撐了。

1896年,李鴻章訪英期間與英國首相索爾茲伯里(左)合影
1896年,李鴻章訪英期間與英國首相索爾茲伯里(左)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