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人物/劉少奇長女:時代造就悲劇 我從來不怨恨

幾十年的甘苦榮辱,對於88歲的劉愛琴來說,都已淡然。

俄羅斯駐華大使傑尼索夫代表俄總統普亭,向32位蘇聯衛國戰爭(1941-1945年)做出貢獻的大陸公民頒發『偉大衛國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獎章。劉少奇長女劉愛琴是其中一員。近日,新京報對話劉愛琴,耄耋老人追憶自己在蘇聯戰亂時期度過的青春歲月,以及作為劉氏長女所親歷的時代起伏。

根據新京報報導,88歲的劉愛琴精神頭兒不錯,一頭銀髮梳得整齊妥帖,襯衫搭配西裝馬甲,沒有一絲褶皺。晚年的她,著書追憶父親、參加紀念活動,但更多時候,她過自己的生活。

回想多年前的文革,父親孤獨地死在開封,哥哥劉允斌在鐵軌上結束了生命,弟弟入獄,鐵窗內被折磨得近乎精神失常,對於她自己,第二任丈夫也在最艱難的時候離開了。她也想過,如果生在普通百姓家,也許這一生不必這麼辛苦。問她心裡有怨恨嗎,她笑著搖頭,『都過去了,這把歲數,不在意了。』

異國
印象最深的是『冷和餓』

新京報:俄方頒發紀念章、邀請部分中方人員參加紅場閱兵背後有怎樣的故事?
劉愛琴: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共產主義運動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很多革命領袖的子女都被送到當時的蘇聯讀書和生活,我們當時就生活在國際兒童院。

俄羅斯方面定期會有表彰活動,50周年時頒發過一次獎章,今(2015)年70周年,更隆重一些。

新京報:國際兒童院是怎樣的地方,你在那裡生活了多久?
劉愛琴:前蘇聯專門接收世界各地共產黨和革命者後代的一個場所。1939年,我12歲,和哥哥還有幾個孩子一撥兒,途經新疆到了當時的莫尼諾國際兒童院。一直到1949年跟父親回國,在那兒生活了10年。

新京報:戰時兒童院的生活是怎樣的?
劉愛琴:兒童院離莫斯科二三百公里,那時我們附近也遭到過德國人的飛機轟炸。老師組織我們巡邏,年長些的孩子發把櫻槍一樣的東西站在樓頂,一有情況就招呼大家轉移。像我當時十幾歲了,就負責保護兩三歲的小朋友,大的保護小的。

新京報:少年時代給你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麼?
劉愛琴:冷和餓。打起仗來,兒童院的物資無法保證,記得有年冬天特別冷,沒炭火了,我們就把院內好多沒長大的樹砍掉了。我還給前線做棉衣和手套,手套要露出拇指和食指,方便扣動扳機,這個印象很深。

支邊
父親囑咐『不要和別人爭』

新京報:22歲之前,你和父親相處的時間並不多?
劉愛琴:我是1938年被接到延安的,次年就去了蘇聯。1949年父親帶考察團秘密訪問蘇聯,才開始真正的父女相處。

新京報:1949年到1958年是同父親相處最集中的時間?
劉愛琴:對,剛回國那會兒,中國話都不怎麼會說了,適應了好一段時間。父親總讓我多學知識,我在人民大學學了三年後,就去國家計委工作了,面對的都是經濟資料。

新京報:後來你去了內蒙古?
劉愛琴:過了幾年,國務院開始精簡機構,動員幹部支持邊疆建設。父親問我的想法,我也沒說什麼,後來就被他敦促著下放內蒙古了,這一去就將近20年。他一直希望我們對國家有用,也能做個表率。

新京報:當時你願意嗎?
劉愛琴:那時候沒什麼願意不願意,時代推著你去那裡。那兩年物資很緊缺,我心想去內蒙古還能吃羊肉呢,後來我還給家人往回背羊肉,但他們都吃不慣。(笑)後來背得最多的是馬鈴薯,一麻袋一麻袋往回背。

新京報:那些年同父親交流最多的內容是什麼?
劉愛琴:他讓我好好工作,在單位裡不要和別人爭什麼,不要覺得我是領導的女兒就怎樣怎樣。但我也沒和別人爭什麼,他總是有那樣的擔心。

新京報:最後見父親是什麼時候?
劉愛琴:1966年6月底還是7月初,我回北京住了一晚,當時文革已經有了苗頭,各地陸續鬧起來了。那次見面父親還囑咐我少摻和事情,不要跟著鬧,沒想到那是我們父女的永別。

永別
最後的印象是父親咳血工作

新京報:父親被批鬥後,你在內蒙古的生活也受到了很大影響?
劉愛琴:那當然,街上很快貼大字報說我是蘇聯特務。1967年初就不讓我工作了。我被隔離,造反派讓我交代問題,他說父親6次叛變,至少4次我都知道。我說我不知道,他們就打,打得我牙出血、腰也壞了、小便失禁。後來又把我送到工廠打掃廁所。

文革中我前夫和我離了婚,他後來去了東北,三個孩子也沒人管,那段時間非常痛苦,牽掛父親,也牽掛孩子們。

新京報:壞消息一個接著一個?
劉愛琴:先是哥哥劉允斌,他和我一起在蘇聯長大,是個特別刻苦的人,也最聽父親的話,一輩子都一門心思做核研究。1967年,他在包頭市北的鐵路上臥軌自殺了。

接著是弟弟允若,文革一開始就被關了,關了8年,整個人生都毀了。出來沒幾年就死在自己獨住的農家小院裡,很慘。

最後是父親,1969年11月,他死後兩三天,有人悄悄告訴我,你父親死了。

新京報:你當時的反應是怎樣的?
劉愛琴:在被子裡哭,也不能太大聲,就一直哭,大概有兩天兩夜。

新京報:對父親最後的印象是什麼?
劉愛琴:頭髮全白了,我白頭髮也是遺傳他,早早就白了,他身體不好,一直有肺病,有時候甚至會咳血,但是那些年都是堅持工作,周圍的人都勸不住。

新京報:你並不認同哥哥結束生命的方式?
劉愛琴:個人有個人的選擇,他內心承受得太多了。很多人問我怎麼熬過來的,具體我也說不出來,但那時就是有個念頭——不能死。那些人誣陷我父親和家人的(內容)我一個字也不信,我堅信真相總會大白,我得等那一天。

新京報:從父親去世到被平反差不多有10年,一直是這個念頭支撐你?
劉愛琴:經過文革,我母親這三個孩子就剩我一個。有個場景一直反復出現,我們老家是湖南,當地的農民寫信給父親反應農業生產的問題,他都一封封親自回信,還托人帶話說如果農民寫字不方便,就直接來找他說。政治上的東西我不懂,但爸爸一直在為老百姓做事情,我相信這些事是會被後人知道的。

晚年
希望我的孩子遠離政治

新京報:父親被平反的時候是怎樣的心情?
劉愛琴:那段時間,對於一個女兒來說,太長了。反正是該等的等到了。

新京報:之後你寫了關於父親的書?
劉愛琴:有出版社聯繫我,後來就寫了《我的父親劉少奇》,算是一個追憶和懷念。

新京報:你的人生很多時候被父親決定和牽連,加上他的嚴厲,心裡有沒有怪過他?
劉愛琴:父親始終是父親,他的很多決定,在他的角色看來,有他的理由。一個女兒怎麼能怪自己的爸爸呢,我沒有怪過他。至於牽連,那是時代的悲劇,不是父親的錯。

新京報:經歷困難的時候,有沒有想過『假如我不是劉少奇的女兒、我生在尋常百姓家就好了』?
劉愛琴:怎麼不想?想過很多次,如果我只是普通人家的女兒,一生就不用這麼辛苦了。但我也沒覺得,是劉少奇的女兒就被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也不抱怨這個。

新京報:心裡沒有怨恨?
劉愛琴:怨恨誰呢,時代造就的悲劇,早就看淡了。幾年前我還回過一次內蒙古,和文革中審查我的人一起吃飯,有些人已經不在了,心裡沒有怨也沒有恨,都過去了。

新京報:現在的生活如何?
劉愛琴:生活挺安寧的,我享受現在的安寧,我們這批去蘇聯的孩子定期聚會,上次俄羅斯大使館發完紀念章,第二天我們就聚會了,做俄羅斯菜,唱當時的歌,大家都用俄語交流,跟小時候一樣,挺開心的。

平常我特愛遛彎兒,早幾年,清早5點就起來,坐地鐵到頤和園,溜達一大圈兒。也喜歡看書,最近我總譴責自己,七七八八的活動太多,好久沒看書了。

新京報:幾個孩子呢?
劉愛琴:他們都長大了,最大的已經60多了,他們都有自己的生活。我們家有第四代了,快一歲了,四世同堂,挺好的。

新京報:會願意小輩們從政嗎?
劉愛琴:不願意。我父親以前總說我不懂政治,活了大半輩子,我也沒真正地懂政治,我也希望我的孩子都遠離政治,平安開心地生活,就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