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談政商關係:在大陸遠離政府太假了

接受新京報專訪時,王健林說,成為亞洲首富主要有三個原因:自己的勤奮和戰略、受益於國家和時代、萬達上市。

61歲,大連萬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2015年3月,富比世發布2015全球富豪榜,王健林成為大陸首富;根據彭博華人富豪榜和亞洲富豪榜截至5月1日的資料,王健林以381億美元的身家超過李嘉誠,成為亞洲首富。

根據新京報報導,大陸首富,亞洲首富,王健林在朝著世界首富的方向努力。短短兩個月,名頭的更迭對於他而言,只是財富數字的變化,『我早過了需要錢的階段。』

這個首富卻有錢沒閒,今(2015)年至今,他唯一一筆個人消費是三套西裝。關於首富的財富觀、足球投資、政商關係、兒子王思聰,王健林有問必答。

談首富:三套西服是今年唯一消費

新京報:很多網友好奇,亞洲首富的一天是怎麼過的?
王健林:我這一天天就是在工作中度過的。每天準時6點起床,7點10分到公司,基本上雷打不動,前後時間差不超過5分鐘。晚上下班回去就八點多了,如果我們自己有會議或者有宴請,就九點多、十點多。11點準時休息。

新京報:你最近最大的一筆消費是什麼?
王健林:訂了三套西服,每套2萬多。今年以來吧就這一筆消費。

新京報:今年5個多月以來唯一的一筆消費?
王健林:對,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有錢沒閒。訂購西服是我常穿西裝,其他的能有什麼消費呢,沒什麼了。

新京報:成為亞洲首富,你覺得是一種必然,還是機遇,或者運氣?
王健林:我覺得有三個原因,首先是自己的勤奮和戰略,內因是起主要因素的,如果不說自己是主要因素,那就是胡說八道,大陸十三億人怎麼你就冒出來了呢。

第二個是受益於國家整個大平台,我們正好趕上大陸城市化快速進程的十五、二十年。大陸在2013年之前,30年之間GDP每年環比遞增9.4%,你就跟著坐車吧,你也10%的增長,稍微好一點的企業能20%、30%地增長。這個平台奠定了萬達的基礎,如果沒有它,我就做得再吭哧吭哧,也達不到現在的成果。

正好在這樣一個國家,也正好趕上了這麼一個時代,如果我晚生30年,做這麼大會很難。第三個就是上市的原因。萬達上市後財富被放大了。

新京報:最近的美國投資峰會上,美國總統歐巴馬接見了你,都聊了什麼?
王健林:全都是官方語言,就是歡迎你來美國投資,有什麼問題可以來找我。

新京報:歐巴馬期待你在美國擴大投資?
王健林:是的。我也表態了,承諾在未來三年至少再投50億美元。

新京報:以後會不會逐漸將企業發展的重心放在國外?
王健林:重點還是在大陸。只是我們覺得2020年如果是1000億美元的收入,我的希望是30%,起碼不低於20%是來自於海外,這才是個跨國公司。

新京報:作為改革開放之後成長起來的大陸企業家,有沒有想過做世界首富?
王健林:正在朝這個目標努力。我倒不是為了證明個人財富,我是想給大陸企業和企業家證明一點什麼。

新京報:證明什麼?
王健林:我不是為了我自己,我也承諾我的財產絕大部分會成為慈善基金。我所做的努力就是證明大陸企業也可以做得好。我們現在想,2020年萬達一定是世界前10名、前20名那種格局的。

新京報:有沒有制定成為世界首富的時間表?
王健林:目前還沒有。

談足球:它帶給我刺激、歡樂和痛苦

新京報:上世紀90年代,很多人知道大連萬達,還是透過一支足球隊的名字,當時你的公司還不算大,投資足球是出於什麼考慮?
王健林:我喜歡足球,我是球迷嘛。

新京報:年輕的時候也踢球?
王健林:年輕時在部隊玩過,那不能叫踢球,只是玩過。

新京報:當時喜歡踢什麼位置?
王健林:中衛。就是瞎玩。

新京報:從當時的大連萬達隊撤資,現在又投資了(西班牙)馬德里競技,這些年,足球給你帶來了什麼?
王健林:刺激、歡樂,甚至包括痛苦。有贏球時候的快樂,輸球時候的痛苦。足球在體育運動當中,無論是空間還是時間強度,都是最大的運動專案之一。一場球能去幾萬個球迷,它的吸引力,它的變化性,它的不可預測性,都特別吸引我。

新京報:許家印、馬雲等人都投資了大陸國內的足球俱樂部,你投資國外俱樂部,是出於什麼考慮?
王健林:我也不排除投資大陸國內足球俱樂部。只不過我還真不是為了我個人搞俱樂部的。

新京報:不是為了你個人,那是為了?
王健林:大陸足球最近幾年呈現的一個趨勢,就是不平衡。俱樂部很高,國家隊很低。俱樂部可以拿亞洲冠軍,國家隊小組賽可以三場全勝,但還不是在八強就回家了。

我就想怎麼改變國家隊比較弱的局面,就得從青少年抓起。但是呢,我這個呼籲重視青少年的培養可能很難形成共識,因為這個東西要證明得七八年。

新京報:所以你就投資了國家少年隊?
王健林:我涉足足球行業20多年,對足球深有體會,當時萬達足球在大陸如日中天,橫掃一切,板凳隊員都是別人羨慕的想搶購的對象。那時候我們就是狠抓青少年。我是大陸第一個建足球學校的(企業),很早就建了足球基地,建立了五支預備隊選足球少年。

新京報:你認為透過自身努力,能促使我們足球有什麼蛻變?
王健林:我想透過我的努力,使大家更加重視青少年人才的培養,而不是把精力都放在聯賽和國家隊身上,因為這是把事情本末倒置了,你不應該只重視塔尖的東西,也要重視塔基的東西。當大陸足球小孩擴展到兩三百萬人的時候,我相信大陸在亞洲絕對一流。

新京報:投資大陸足球,上世紀90年代可能為企業帶來品牌榮譽,但是現在萬達已是商業帝國,再投資足球,心態上會有什麼變化?
王健林:我就是為熱心的大陸球迷做些事,這也算是社會公益嘛。投資足球每年好多錢呢。

新京報:習近平總書記也提出了三個夢想,打進世界盃、申辦世界盃和奪得世界盃。
王健林:是啊。這是習大大的個人夢想,我相信也是大陸全國人民的夢想。

談政商:『政商關係這門學問比博士後還高』

新京報:拿『亞洲首富』來說,原來的首富是主要做地產的李嘉誠,然後是搞網路的馬雲,現在又被玩地產的你取代,這像是一種輪回。
王健林:我不是玩地產的。我說過,我必須在三年內或者五年內去『房地產』化。

新京報:在你看來,去『房地產』化是一個趨勢?
王健林:是個趨勢。我們覺得今明兩年陸續還有幾家上市公司,可能你會發現,我們這些公司的市場價值已經超過商業地產,而且商業地產我也定了,2017年 初或年底改名,不叫萬達商業地產,我已經想好名了,叫萬達商業發展公司,或者叫萬達商業服務公司,我不投資了叫什麼地產呢,就是作為一個服務者。

新京報:就拿地而言,低地價是萬達的法寶,在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中,為什麼總是萬達能勝出?
王健林:這就是商業模式。當初90年代中期我們就說我們這種搞房地產,第一我覺得現狀不穩定,拿了幾塊地吧噠噠地價上去了,再去拿幾塊地地價下來了,這不是一個現代企業的模式,應該去找長期固定模式,所以我們就選擇了做商業地產。

做商業地產也好,做電影產業也好,不管做什麼,做得讓別人來求我們就好了,慢慢地,我們透過模式實現了預期。外來看是品牌,二線城市要請我們去,在博弈中就相對有話語權了。

新京報:聽說做商業地產,有個『萬達速度』,24個月。
王健林:內部最長吧,其實我們定的是18個月。

新京報:有人認為,『萬達速度』迎合了個別主政者急功近利出政績的心態。
王健林:這是瞎扯,我才不是為了迎合他們的。一個廣場十個億(以人民幣計算,以下同),一年租金一兩個億,你說你幹快一點就多出一兩個億。只有快點幹。

住宅和我們相反,拉的戰線越長房價越高,甚至一期只推一棟樓,這就是模式決定的速度。很多人認為我們是迎合了政府,其實不然,你得為自己著想,我這種模式投資資金大,建得越快才越見效。

新京報:你說過,你做企業的方法是『親近政府,遠離政治』,怎麼理解?
王健林:這是我對政商關係的理解。大陸的政商關係這門學問應該比博士後還高呢,可惜高校沒有教這門課。怎麼處理好這個關係呢,我的這個想法也不一定準確,就是純粹出於排比對仗,一個親近,一個遠離嘛(笑)。

這句話的核心就是要走市場,搞自己的商業模式,但我也不贊成遠離政府,在大陸我覺得遠離政府太假了。你不理政府不理黨,顯然太假了。所以呢,還是要理政府的,可能再小的政府比再大的企業還要重一點。

新京報:『親近政府,遠離政治』這個過程中,你個人的一些特點是否會遺失掉?
王健林:我主要是為了企業安全,儘可能靠我們的模式打動他,讓他們求我們,而不是靠我們,現在反腐敗更加證明我們的正確了。

談兒子:我期望他穩重一點

新京報:說說王思聰吧,前段時間,他曬的被人稱為『日狗』的照片引起了爭論,你知道嗎?
王健林:我看到了。可能他自己覺得好玩,是在開玩笑,但他忽略了大陸現在這個網路時代的負面影響。

新京報:王思聰現在是微博大V,有1200多萬粉絲,有人覺得他敢想敢說,也有人覺得他高調張揚。
王健林:(他個性張揚)我認為有兩個原因。第一,西方成長經歷;第二可能與他年齡有關。

我回想起我年輕時,性格也衝,但是我的衝是比較聽話,你讓我幹什麼事兒,我保證嘩嘩給你幹完。那時候我在軍隊裡,哪敢說懷疑領導啊。可能時代不同了吧。但我還是期望他能穩重一點。

新京報:他從小在新加坡和英國長大,作為父親,在對他的教育上,有什麼得與失?
王健林:現在回頭看,我可能有失誤的地方。比如說讓他在大陸國內讀完初中或高中,再把他送到國外去,這樣更合適。

思聰比較小(小學時候)就送出去,受西方的教育比較多,對大陸的人情世故、社會複雜程度缺乏深刻認識。他在大陸,不能用西方學到的方式去做事。

新京報:他會經常在網上捲入到一些爭議、衝突中,成為熱點話題中的主角,你對這怎麼看待?
王健林:我和他有溝通,溝通的時候他答應不再這樣做了,但過幾天可能又做了。

新京報:還有人會這樣推測,他在網上的一些熱點事件,有可能是對萬達有幫助的營銷手段。
王健林:瞎扯。萬達需要他來營銷?

新京報:但現在很多女粉絲,確實是因為王思聰才願意逛萬達的。
王健林:我不贊同。我寧可他沒有粉絲。萬達不需要這些東西。萬達需要營銷多少億的人口,我們希望是全覆蓋,從2歲到70歲,我們不希望只是一小部分(粉絲)……

新京報:王思聰是富二代,富二代在大陸已經被貼上了標簽。
王健林:現在來說,官二代、富二代,只要是『二代』,自然會打上一個烙印。我覺得這種東西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改變的,看這些二代人怎麼做,怎麼走吧。另外,隨著大陸中產階層的擴大,這種富二代,官二代等就會減少。

看看英國工業史、歐洲工業史,你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轉向發達國家過程當中,都有這種『二代』現狀,美國曾經也有。當社會逐漸走向橄欖型,中產階級多了,教育程度好了後,這些負面的『二代』慢慢就會少了,這是個過程。

新京報:在父子交流的過程中,王思聰會向你說出哪些困惑?
王健林:我實話實說,思聰對於現在這種狗仔成天盯著(的現況),他很痛苦。他問我,爸爸,我要不要去國外生活幾年。我問他為什麼啊,他說他很討厭現在一 點自由也沒有,天天被人盯著。我說你去國外幾年,時間太長也不合適,短了也不起作用,我說你這樣,以後你社會上注意一點吧。

新京報:但他並沒有『注意一點』?
王健林:可能這是一種潮流吧。也可能過幾年,他被過度消費的情況就消失了。

新京報:在王思聰眼裡,他會怎麼評價自己的父親?
王健林:我不太清楚。他在叛逆期時,肯定會挑戰我的權威。比如我說什麼話他不聽,不服我,覺得我沒什麼了不起的,英語也不會講,啥啥也不懂。

最近兩年,我和他的溝通逐漸多了。另外,他也開始做生意了,認識到生意不是那麼容易做的,他老爸做這個生意還不簡單。

新京報:你覺得自己是嚴父還是慈父?
王健林:嚴父多一些吧。

談未來:最大煩惱是接班人的成長

新京報:你最近讀的一本書是什麼?
王健林:日本泡沫十年。

新京報:為什麼讀這本書?
王健林:看看嘛。(笑)

新京報:你曾說過,你覺得自己的價值觀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創新、膽子大、敢闖敢試』,你有沒有膽小的時候?
王健林:膽小?有啊。對規矩,對法律,對制度,我很膽小。因為我不逾越規矩,你看萬達企業,敢闖敢試,都是在法律框架裡邊完成。

新京報:你會怎麼評價你自己?
王健林:我希望我能維持自己的形象。第一,我是一個正派的人,保持一個正派的形象,所以你看我沒有花邊新聞;第二,保持一個慈善家的形象,我從來不在乎慈善的排名榜呀,首善啦,萬達做慈善是發自內心的,從來不是為了宣傳。

新京報:你現在有煩惱嗎?
王健林:工作、生活中都有煩惱,最大的煩惱是萬達接班人的成長問題。我覺得目前萬達的複合型人才,不像我們那個年代那麼多。

新京報:複合型人才缺失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王健林:我在考慮萬達接班人的梯隊問題。萬達這麼大的一個帝國,將來該如何辦。

新京報:王思聰以後會接替你執掌萬達嗎?
王健林:他已經明確表示不會執掌萬達。他有他自己的性格,有自己喜歡的領域。

現在比較大的問題是,在現有梯隊中,情商、智慧、執行力高,個人又特別勤奮的人比較少。一個人很聰明,但可能執行力差;另一個很勤奮,但是笨了一點。我在想,與我們那個年代相比,可能缺乏市場摔打的關係。

新京報:作為亞洲首富,你對當下的中小型企業家或創業者有哪些建議?
王健林:我覺得人生要有大目標,我的目標也是不斷地調整。我不可能一開始就定現在的目標。大企業都是由小企業來的,任何人都有機會做成大企業,最重要的問題是人生要有大目標,要有理想,要有情懷。

有理想,有情懷,有目標,有可能會成為一個成功人士;如果沒有理想、情懷和目標,你一點成為成功人士的可能都沒有。

新京報:站在首富的位置,怎麼看待財富,比如錢?
王健林:我不看重錢,我早過了需要錢的階段。我兒子都說我,爸爸不會花錢。我不是不會花錢,是沒時間花錢。我對錢的感覺是,我不是一個愛錢的人。

我為什麼這麼多錢還在努力奮鬥呢,就是我有一個夢想,我需要用我和我團隊的努力,在世界上創造一個樣子,成為讓世界敬佩的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