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瑩談與日本官員接觸:他們似乎不帶耳朵 缺傾聽意願

傅瑩。

現在中日關係和周邊乃至世界的情況都有新的變化,也許是時候從一個更開放的視野觀察中日關係。早年中日友好氛圍濃厚的時候,常講『一衣帶水』、『世代友好』,現在這樣的話語不多見了。中日關係走到今天這樣的複雜境地,是歷史和現實多種因素糾葛的結果。儘管風雨如晦、月殘月缺,兩國有識之士為中日關係打開一片天空的努力從未間斷。

根據人民日報報導,當我們努力在政策和行為層面尋找解決辦法時,是否也應考慮理解層面?雖然中日這麼近,打了這麼多交道,似乎仍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瞭解,也許彼此都負有責任。常聽日方抱怨,大陸人對日本的和平道路缺乏瞭解,而他們對當代大陸的瞭解又有多少?

當然,說日本人不研究大陸是不公平的,尤其對中國的歷史。比如去(2014)年在大陸熱銷的有一套日本『講談社』出的《中國的歷史》叢書,條分縷析、學風踏實,是既有可讀性又很嚴肅的歷史研究,而且充滿對中華文明的敬慕之心。再比如東京大學教授川島真(KAWASHIMAShin)先生所著《中國近代外交的形成》,雖然觀點可以討論,但其中的資料不可謂不系統,深入。

但是,這些年我同日本官員和學者接觸,另有一種感受,他們似乎不帶耳朵來,缺乏傾聽的意願。拿釣魚台為例,野田佳彥政府所謂『國有化』決定之前,中方多次表達關切,而日方一直是自說自話。據瞭解,在日本關於大陸釣魚台的史料並不少。早年,兩國領導人正是因為對中日分歧的複雜性有充分認識,選擇了『擱置爭議』這個並不理想、但最現實的出路。

對此,在1972年田中角榮首相訪華和1978年鄧小平訪日期間都作過明確的闡述,而且也直接講給日本國民了。後來雙方還在如何共同開發上有諸多思考和互動,然而,這些都被忘記或者無視。

時至今日,日方對大陸政府和民間表達的強烈意見完全聽不見,還是強調『國有化』是『現實選擇』,比私人購島要好。但這條道理的要害是,假定『釣魚台是日本的』這樣一個前提。而恰恰是這一點讓大陸人民很不放心了,如果事情的結果是永遠失去釣魚台,這是絕對不可接受的。擱置爭議不意味著放棄,這是日方忽略了的重要點。

進而,在矛盾如此重重迷障的情況下,日本政府做了什麼呢?是把這個圍繞島礁的領土爭端放大到國家安全的層面,甚至渲染成事關日本生存的戰略安全矛盾,把大陸描繪成對日本整個國家構成安全威脅的鄰國。這也使得日本公眾對大陸的誤解越來越深。

與此同時,大陸人民對日本的認識也越來越嚴峻,在今(2015)年這個紀念二戰結束70周年重要的日子裡,日本官方在歷史問題上不僅沒有做出與大陸人民實現和解的努力,反而表現出歷史認識的曖昧和不情願,有時還用『中國威脅』論轉移話題,導致兩國人民之間的對立情緒更加嚴重。

有個現象讓我很不理解,現任日本政府好像對大陸人民對70年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的任何譴責都很敏感。近年中日民間相互的好感度相當低。根據最近日本『言論NPO』和中國國際出版集團聯合調查的結果,情況略有好轉,兩國民眾印象不好的比重下降了一點點,但是仍然在80%左右。同時,雙方70%的人都認為兩國關係重要。

我近日參加了大陸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座談,大家有很多困惑,比如,如何看大陸對日本的外交政策目標?日本的對華政策目標是什麼?我們兩國相互政策目標的重合點在哪裡?對不重合的地方該怎麼辦?我想,如果中日要擺脫目前這個負面議題主導的漩渦,需要對兩國關係中的許多問題有比較清楚的判斷,最好能有些共識。當然,首先,中日能否相互傾聽是關鍵,不能一門心思只從自己的角度出發考慮問題。

中日雙方也需要考慮如何重拾改善和發展關係的地區視野。東亞區域合作曾是我們這個地區共同的驕傲。歐洲一體化走的是制度模式和價值體系類同國家,超越地緣分歧,一步步深化聯盟的路子,而東亞走的則是跨越制度和價值鴻溝,多重構建、梯次整合的路子。從這個意義上講,對人類社會的啟示意義不亞於歐洲。

東亞最具多元和寬容特點。我90年代在柬埔寨維和時,一次在西貢休假,漫步街道中,走進一個大堂,裡面供奉著各路『神明』,有佛像,有穆斯林做禮拜的地毯,也有聖母瑪利亞和耶穌的畫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在這裡和諧相處、各拜其神,讓我深為觸動,別的地方恐怕很難看到。

正是秉承寬容精神,東亞各國經過30多年的努力,逐步形成了縱橫交叉的『同心圓』合作架構。以東盟為中心,以10+1、10+3合作為主管道,由10+6對話(東亞峰會)構成外延。中日都支持東盟發揮主導作用,雖然是『小馬拉大車』,但也挺有效果。我們同時構建起蓬蓬勃勃的中日韓合作。

現在大陸-東盟自貿區要升級了,中韓自貿區也達成了,中日韓自貿談判和16個國家參加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談判也已經開啟。日本也同多個東盟成員國簽署了區域貿易協定。

東亞區域合作和市場的整合與全球化是順勢和同節奏的,我們成功地趕上了全球經濟結構調整的大潮,而且從中受益,許多國家的競爭力得到提升,東亞也反哺了經濟全球化進程。

從1985年到2014年,全球經濟總規模增長了6.2倍,而東亞經濟體(東盟+中日韓)的經濟總規模擴大了9.3倍,30年前,東亞經濟體占世界經濟的比重不到17%,現在達到25%,可以說是四分天下有其一了。

亞洲區域合作之所以取得這般非凡成就,大陸和日本都做出了巨大貢獻。從上世紀90年代後半程到本世紀初,中日兩國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抱負一直非常接近、努力也合拍,那也恰是東亞合作機制建設突飛猛進、各種創意層出不窮的時代。當時大陸和日本出席東亞會議的代表團,都比著拿好主意,出創意。

然而,近年東亞合作似乎不那麼引人注目了,東亞會議往往被負面議題遮蔽。前幾天美國智庫學者問我,大陸的東亞政策一直特別有效,好像2008年開始突然轉向,是什麼原因?

我不認為大陸的地區政策發生了變化,但是確實有多種作用力在衝擊東亞合作進程。地區爭議問題突出帶來干擾,美國『重返亞太』強調安全議題增加複雜因素,國際金融危機也肯定會影響到區域發展。而中日兩個東亞合作的重要推手相互關係緊張,對東亞合作必然有負面影響。現在兩國代表團在東亞會議上很難再去商量怎麼推動地區合作了,更多恐怕是彼此的回避和懷疑。

在東亞區域合作平台上,過去大家是有默契的,就是要優先合作與發展議程,但現在這個傳統被打破了,每次各國領導人難得一聚,卻是常常被負面議題牽扯過多精力。中日韓三國首腦會議更是中斷三年。

大陸與東盟的關係受到南沙爭端的嚴重干擾。前幾天一位新加波資深國際法專家說,所有《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OC)成員都沒有遵循承諾。我說你總要區分一下哪些國家是主動挑釁,哪些國家是應對吧。而這正是問題的要害。

個別東盟國家偏離2001年簽署的DOC原則,在南海採取挑釁言論和行動,中方不能不做出強有力的回應,一方面維護自己的利益,另外一方面也是為了遏制進一步的挑釁。東盟顯然難以約束自己的成員,有的國家還拉日本和美國為他們月台。大陸支持東盟聯合自強,但無法支持東盟國家聯手損害大陸利益。

在南海問題上,大陸和日本都是貿易大國,因此對西太航線的自由和安全高度依賴和關注,這應是中日的共識點而不是分歧點。但日本在爭議問題上表現出的偏袒態度,進一步刺激了大陸人對日方意圖的警惕。

東亞合作平台上的『退行性』變化,將削弱本地區的競爭力,中日都不可能從中獲益。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自己肩上的責任,應合作推動東亞進程重獲勢頭,最終也符合兩國的利益。

正如習近平主席講的,『只有合作共贏才能辦大事、辦好事、辦長久之事』。大陸需要堅定自己推動東亞區域合作的信念。中方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一定程度上也源於在東亞合作中積累起來的靈感和經驗,這些新議程的推進,將為東亞合作提供更為寬廣的舞台。

當前重要的是,要引導地區議程回歸積極內容,重新由合作事務主導,而不是總被消極和爭議的問題把持。期待中日關係和東亞合作早日回到敞開心扉地對話、寬容互惠地合作的軌道上來。

前不久楊潔篪國務委員赴東京出席了中日第二次高級別政治對話,釋放出希望兩國為關係改善共同努力的信號。中日韓首腦會議也有望11月初在首爾舉行。所以,形勢的發展令人可以保持謹慎的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