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人物/張抗抗:「書中自有黃金屋」是一個糟糕的引導

張抗抗。第七、八屆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2009年被聘為國務院參事。2011年起擔任中國文字著作權保護協會副會長。代表作為長篇小說《隱形伴侶》《情愛畫廊》《作女》《張抗抗自選集》5卷等。

實體書店的『逆流』回暖,成了這個冬日上海的一個文化景致。無印良品等書店接踵而至;這邊上海三聯書店的書香蔓延到了朱家角,那廂『最美書店』鐘書閣也將在繁華商業區綻出新枝……

根據解放日報報導,這個文化景致的深層意義是,即使是在今天資訊洶湧的時代,讀書依然是無法被稀釋的。正如在『2015上海智慧女性讀書論壇』上,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張抗抗在接受《解放週末》專訪時所說的,『讀書是生活的必需品,而不是化妝品。』作為生活必需品的讀書,不是給我們的精神塗脂抹粉,而是讓我們超越『知道』,感受『思想』。

我們的問題不是不知道,而是可能變成了知道最多而思考最少的人

解放週末:您擔心時下人們因為電子閱讀的便捷,而在『知道』上浪費了大量精力,卻缺乏思考的時間。『好比吃多了零食,已經塞不進正餐。』在您看來,一頓好的精神正餐應該是什麼樣的?

張抗抗:我不反對電子閱讀,現在我出門也喜歡在手機或者電子閱覽器裡存進電子書,利用邊角料時間來看。閱讀的載體是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閱讀的內容。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進入了一個文字獲得太方便快捷的時代,而人們又那麼忙忙碌碌,所以,閱讀經常是碎片化的,就像吃零食一樣。現在,我們從微信上就可以看到很多東西,可有時候我會問自己,一個人有必要知道那麼多資訊嗎?即便一個人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也就是個『知道分子』。就像零食只是食物的一種,即便一個人每天吃各種零食,他的營養肯定還是不全面的。今天,我們的問題不是不知道,而是浪費大量時間去瞭解不必要的資訊,可能變成了知道最多而思考最少的人。

學會吃好的正餐,首先需要控制自己,這包括對零食式閱讀的控制和對自己需求的控制。智慧的人是有控制能力、清楚自己需要什麼、然後有的放矢地去閱讀的。當你不再忙於『知道』,而開始靜心『思考』時,你就有了求知的方向。然後,根據你所關注的,去看有思想含量的書,這時的閱讀才是有意義的。

解放週末:您對閱讀的控制力,始於何時?
張抗抗:這個應該是從小就養成的閱讀習慣。儘管,那時候的書沒有現在這麼多,但我對文學的熱愛、對理想的追求,都是從少年時代的閱讀開始的。但因為遇到『文革』,我們剛剛會閱讀不久就上山下鄉了。不過,我帶了一些文學書去了北大荒,我在《我的人生自述》中有一章《探親大補》,專門描述了當年我回杭州探親的時候,怎麼樣想盡辦法去找書看,如久病體虛的人尋求藥材『大補』。

在那個極度閉塞的年代,我們尋書、借書、偷偷讀書,那種讀書的艱辛,是現在的年輕人難以體會到的。我們的閱讀體驗,與今日資訊爆炸時代中的閱讀形態,不可同日而語。可以說,當時湧動的是一種『閱讀的暗流』,好書不能公開流傳,但依舊在私下裡被傳播著。

解放週末:在自由閱讀不被允許的時代,找到一本好書對您意味著什麼?
張抗抗:意味著黑暗中的一線亮光。有了一本好書,我就覺得屬於自己的那個世界還存在,心靈世界就有了寄託。

我的父母都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追求進步的青年,因此我家裡有許多關於蘇俄文學的藏書。當我經過了閱讀童話的階段後,接觸的就是蘇俄文學。最早讀的《金薔薇》,讓我知道了文學之美和文學之神聖。還有托爾斯泰的《復活》、屠格涅夫的《前夜》《父與子》、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等等,都帶給我一種對未來的模糊憧憬,書中好像傳來一種外部世界的無形召喚。

當時我的讀書,就是黑暗裡守著一點光的姿態

解放週末:最讓您回味深長的讀書經歷是什麼?
張抗抗:我最特別最重要的一段讀書經歷,發生在上海。1975年,我從北大荒到上海修改我的長篇處女作《分界線》,稿子改完到出書的間歇中,有三個月的等待時間,我就住在當時的上海人民出版社招待所。

出版社內部有個圖書室,裡面有些藏書是給編輯們作為參考資料的。圖書室裡所有的書架都安有玻璃櫥窗,每個櫥窗都上著鎖。有個專職的圖書管理員阿姨坐鎮。經當時出版社領導的批准,我得以去那裡閱讀,但不可以借書出去。每天一早,我就到那兒去『上班』,那位管理員阿姨就打開書櫥鎖,取出我想要的那本書給我。我拿了書,就坐在圖書室角落裡一頁頁地看。夏天天氣很熱,記得圖書室有個電風扇,我已經覺得非常幸福了。

在那個圖書室裡,我讀完了十幾部文學名著,都是當時極難看到的西方經典文學作品,比如《安娜•卡列尼娜》《紅與黑》《基督山恩仇記》《邦斯舅舅》等等。為了節約時間,我完全捨不得花時間做筆記或者摘抄,只是如飢似渴地盡可能地吞下去、吞下去。這種閱讀感受至今清晰。

解放週末:事實上,圖書室安靜的一角以及書裡的世界,與您當時所處的時代環境,是如此的迥異。
張抗抗:那確實是一種奇怪的現象,書裡的世界和當時我所處的環境,簡直是截然相反。一方面,當時的政治宣傳是極左的,另一方面,人們在暗地裡不可遏制地渴望著人類的優秀文化遺產。書中所呈現的人性深度和複雜性,使我對現實世界產生疑問。這種疑問和思考帶來的震動,不是立竿見影的,而是持續和微妙的,可能只是給我的心帶來一點漣漪,或者是在我的頭腦裡引爆一點小小的衝突。

解放週末:後來,這些疑問是否慢慢撼動至你內心深處?
張抗抗:到了1979年,我已經在哈爾濱上學了,並創作了短篇小說《愛的權利》《夏》,我明白了在那個封閉年代裡我所暗中堅持的經典閱讀,宛如寒冬埋在心裡的一顆種子,遇到了春天就會發芽。我借由閱讀明白了這樣的道理:真理終究會回到它原來的位置上去。

我永遠不會忘記在上海度過的1975年的夏天。我特別感謝那位和我默契相處、親切和藹的圖書管理員阿姨,那位敢於在特批文件裡寫上『同意張抗抗借鑑、批判閱讀』的出版社領導,感謝他們在當年那種惡劣環境下,對文學經典的尊重、對青年作者的愛護。那近兩個月的時間,是我閱讀生涯裡的一次暑期自修補課,至今讓我心懷感念。1976年,我的長篇小說出版後,我回到北大荒農場繼續勞動。那時我對所處的環境已經和同齡夥伴有了不一樣的認識,一種多少有了『底蘊』的觀察角度和思考方式。

解放週末:這份『底蘊』,正是來自書籍所蘊含的視野與思想。
張抗抗:記得有一年冬天,我們在小興安嶺伐木,大家一起住在帳篷裡,唯一共用的光源只有一盞馬燈。一天勞作結束後,女知青們回到帳篷,圍著馬燈坐著,打毛衣的打毛衣,鉤花邊的鉤花邊,而我躲在帳篷的角落裡,把自己買來的蠟燭點燃,獨自安靜地看書。她們談笑很熱鬧,說話聲喧鬧地傳過來,而我不為所動。我覺得,在帳篷的冬夜裡獨自讀書,既孤獨又充實。

解放週末:這是一種孤獨又充實的堅守。
張抗抗:當時,部分知青也會私下裡交換看書。聽說別的連隊裡有一本好書,知青們都願意在雪地裡走上好幾裡的路去借。有時為了看一本書,還要排隊,等到書終於輪到自己的時候,可能必須要連夜看完。由於缺少指導,讀得一知半解,有時知青們還會因書的疑問而爭吵不休。

我們知青在農場住的是幾十公尺長的長條形房間,兩邊都是炕,中間放箱子。一個房間只有一到兩個燈泡,晚上十點左右就熄燈了。我就自己做了一個小油燈,在空墨水瓶裡面放一根棉線,灌上煤油,就變成了一盞燈,然後捧著這一點光亮縮在角落裡看,第二天早上起床,常常發現兩個鼻孔都被煤油燻黑了。

書看完後,就寫信,給父母、同學、其他知青朋友寫信請教或討論,那是一個人在黑暗裡摸索的感覺。我想當時我的讀書,就是黑暗裡守著一點光的姿態。但這點光亮,足以照亮我的心靈。今天的年輕人大概很難體會到,營養含量高的好書的力量和能量真的有那麼大。

所有的閱讀,都會和我們以往的經歷產生化學反應

解放週末:經歷閱讀物從極度匱乏到極度爆炸,又經歷從閱讀者到寫作者的轉變之後,您對閱讀的感情是否發生了變化?

張抗抗:我的青年時代,書籍的匱乏讓人感受到對閱讀的強烈需要,可以說是飢不擇食。但等到書籍『過剩』的時候,大家覺得隨手可得,反而不再珍惜。以前我會趕十幾裡雪路去借一本書,現在滿屋子的書,有時一本新書買回來,可能隔很久才會去看。但這並不是因為我不愛書了,而是對書的需求『等級』不一樣了。

在知青時代,我閱讀的動力很簡單,就是『我想知道』,什麼都想知道。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隨著大量書籍的湧現,在最初的解渴過後,我進入了『我想知道為什麼』的階段——為什麼今日大陸是這樣的而不是那樣的、為什麼那種生活是那樣的而不是我們這樣的。在經歷了早期單純的審美性的閱讀後,我開始很明確地想在閱讀時解決一些問題。這是在早期閱讀中沒有的一種渴求解惑的需求。

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對文學作品的閱讀相對少了,開始閱讀大量文史哲類的思想讀物。這麼說吧,在我30歲以前,書籍像是師長,30歲以後,書籍變得比較像朋友。我可以和書本進行無聲的討論了。

解放週末:什麼樣的書籍朋友是您所偏愛的?
張抗抗:我一直更偏愛外國文學。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除了閱讀大陸當代最優秀作家的大部分作品,還開始接觸歐洲的現代主義文學、南美的先鋒文學、魔幻現實主義作品……那是一個太長的名單,幾乎沒有我錯過的作家和作品。後來,我定居北京後,閱讀就更方便了,並且開始接觸了比較多的中外戲劇。

解放週末:您還記得自己第一次擁有書房的情景嗎?
張抗抗: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有了自己的一個客廳兼書房。我從東北運來很大的三開門的兩個書櫃,放在北京的公寓裡,書架的面積相當於一面牆,每一層可以放兩排書。後來,書越來越多,這麼大的兩個書櫃也放不下了,很多書就一直堆在牆角。有時,半夜裡聽到轟然一聲,是書堆癱倒了。這像是一個喻示,我的讀書已不再是感到渴,而是感到撐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漫長而不斷變化的個人閱讀史中,我讀了佛洛伊德後才發現:人如果不能認識自己,根本就不可能認識世界。

解放週末:對您來說,讀書這扇窗,由過去的探尋外部世界,轉向了對內部世界的叩問。
張抗抗:閱讀佛洛德,是影響我的寫作從描繪外部世界到開始著重人性挖掘的一個契機。我從描述知青一代的境遇,開始深入到知青的內心世界。我開始更多地思考與反思。我們被那個時代所『造成』,沒有經過啟蒙,因此大部分人仍是蒙昧的,這種蒙昧成為一個無知時代的基礎。我們不能把所有的責任推給歷史來承擔,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責任。這也是我後來才意識到的。

讀書是一種見效很慢,但對人生影響長遠的事情。所有的閱讀,都會在某個時刻和我們以往的經歷產生化學反應。

事關一個民族的精神成長

解放週末:閱讀在某個時刻和自己以往的經歷產生的化學反應,表述的正是書對於生命難以言說卻意義深遠的價值。

張抗抗:是的,書和我的生命是連在一起的。我這大半生的讀書,可以分為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求知,也就是『我想知道是什麼』;第二階段是求解,也就是『我想知道為什麼』。它幫助我們度過艱難的歲月、使我們成長、思考,祛魅。進入到第三個階段,就什麼也不為了,讀書已經成為我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成為生活的必需品而不是化妝品。

解放週末:當下的國人已經不再有無書可讀的煩惱,識字率也達到了史上最高,但閱讀量卻始終徘徊不前。
張抗抗:大陸的人口數量與人均讀書量幾乎不成比例,我也一直在關注這個現象。

大陸人愛看報紙、時政新聞、娛樂八卦或是實用性書籍,但不太熱衷於讀純文學、詩歌及文史哲。我想,這可能與大家的急功近利有點關係。只要能夠有所『獲得』,就肯『投入』——比如,走親訪友可以結交或鞏固社會關係、對股市的關注可有微利或暴利、微信可以炫耀也可以獲得更多資訊、花費大量時間用於網購可以省錢……對這些『有用』的事情,大家都捨得投入時間和精力。反之,如果看起來沒有用處的事情,人們就不『捨得』為此支付時間。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讀書。因為閱讀的收獲在心裡,何況短時間內看不出什麼效果,或許永遠也看不到什麼好處。所以,閱讀像是可有可無的事情,往往很容易被捨棄。

解放週末:現代人更追求『立等可取』的效應。
張抗抗:中國古語說『書中自有黃金屋』,這是一個糟糕的引導。用知識使人致富來誘導讀書,是把讀書異化成了一種成功利性的投入。因此,常常很少講讀書可以怡養性情、開啟心智、然後成為一個獨立思考的有智慧人……那麼,當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們發現到處都有『黃金屋』,到處都有比閱讀更能產生『實際效益』的事情,又何苦到茫茫書海中去尋呢?我認為,大陸的閱讀貧乏,是和我們這種實用性的文化根性有關的。

解放週末:如何讓讀書成為人們的自覺精神需求,事關一個民族的精神成長。這是否就是您作為大陸國務院參事一直在參與活動推動國民閱讀的動因?

張抗抗:是的,多年來我一直關注公民的閱讀權利,並致力於文學藝術的著作權保護。文學是一種不可代替的原創性勞動,只有保護我們的創新成果不被侵犯,這個民族的原創力才能不斷被激發出來。我想,讀書大環境的形成,和政府所提供、創造的閱讀設施和條件有關,更與政府的文化理念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