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人物/胡耀邦秘書高勇出書 他家庭抓不出腐敗分子來

高勇。

高勇

生於1931年。1952年4月進入團中央工作,擔任團中央組織部秘書科幹事。1959年3月,他調任胡耀邦的機要秘書,直到1964年8月。文化大革命期間,高勇被打為反革命。其後,高勇先後在中國青年出版社、教育部、團中央任職。1983年,他調任邯鄲市市委副書記。1985年,他回京擔任中央文獻研究室秘書長,兼任中央文獻研究室機關黨委書記,中央文獻出版社社長。1991年,高勇離休。

根據新京報報導,近日,高勇的新書《我給胡耀邦當秘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書分九章,共計27萬字。在這本書中,高勇回顧了胡耀邦任職團中央書記之後的諸多往事,以及胡耀邦骨灰安放在共青城的歷史記憶。據高勇介紹,書中涉及事件多為他親身經歷。

記者2月26日專訪高勇,獨家揭密這本書的幕後故事,以及他與胡耀邦交往的歷史細節。85歲的高勇穿著深藍色西服外套,白襯衫紮在高高提起的黑色西褲裡,看起來並無八旬老人常有的頹態。

高勇家中,電視上方的隔斷上,頂層擺著兩個印有胡耀邦頭像的陶瓷紀念品,往下一層是胡耀邦的銅像。櫃子右手邊的牆上,掛著胡耀邦為他題寫的一幅字,『孜孜不倦』。

這位個頭不高的老人,談話間率真坦誠,知無不言,頗有些開明官員的風範。在胡耀邦擔任團中央書記期間,他給胡耀邦當了5年多的秘書。那段日子裡,他和胡耀邦同住在富強胡同的四合院裡,日夜工作,朝夕相處。這些記憶,也在日後匯集成冊。

『我這本書沒有內幕消息』

新京報:你的新書《我給胡耀邦當秘書》近日出版了,這本書你寫了多久?
高勇:一年半吧。1991年我離休以後,先是在一個協會工作,有很多雜七雜八的事兒,靜不下心。從那邊退下來後,寫了一年,又改了半年。

新京報:書稿的文件來源是哪兒?
高勇:文化大革命期間我是被打成反革命的,被抄家時很多資料都散失了。這本書主要寫的是我經歷過的一些事情。團中央有很多內部資料,我找了一些,力求寫得準確。

新京報:胡耀邦的家人對這本書有什麼評價。
高勇:這本書他們還沒看到。我這本書寫的事情不是很驚人的,也沒有內幕消息。但是我寫的時候就說,一定要真實。

『去年是紀念耀邦的最高規格』

新京報:去(2015)年胡耀邦百年誕辰,你是否參加了紀念活動?
高勇:我在北京參加了中央舉行的紀念胡耀邦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對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印象很深。他對胡耀邦的評價很高,還用了幾個新詞,夙夜在公、嘔心瀝血、鞠躬盡瘁、彪炳史冊等等。這次對胡耀邦的紀念是最高規格,習近平總書記出席座談會並講話,胡耀邦文選也出版了。

新京報:你還參加別的活動了嗎?
高勇:當時他們問我去不去湖南、江西,我說不去了。胡耀邦誕辰90周年的時候我都去了。現在年齡太大了,老伴身體也不好,就不去了。

新京報:最後一次見到胡耀邦是什麼樣的情景?
高勇:最後是在醫院,當時他在睡覺,我沒和他說話。耀邦退下來之後我去看過他一次,那段時間他在思考問題,在看自己過去的文章有什麼錯,基本上不接見人。

新京報:當時見他感覺他有什麼變化嗎?
高勇:外表上沒太大變化,但是不像以前那樣談笑風生了。面容看起來憔悴一些,很疲憊。

新京報:胡耀邦的骨灰沒有放在八寶山,為什麼?
高勇:主要是胡耀邦夫人李昭的意見,她在治喪期間曾經跟我們說,想把骨灰放在江西共青城。

新京報:共青城安放骨灰時,你是一起護送的。
高勇:當時從西郊機場出發,李昭他們和喬石(時任中紀委書記)照了個相之後就上飛機了。陪同的有溫家寶(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德中(時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提前安排時有個小故事,從江西九江機場到共青城還有幾十公里的路程,當時江西只有一輛紅旗車,而且經常拋錨,不保險。江西省委想用一輛賓士車運送,但我們和家屬都覺得不合適。因為耀邦生前不坐進口車,只坐紅旗車。如果到最後安葬的時候給他換個賓士車,就違背了他的意願。後來中辦從湖北借了一輛紅旗車送了過去。

『他的家庭抓不出腐敗分子來』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大家對胡耀邦的評價?
高勇:只要為群眾做了好事,群眾是不會忘記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還是知識界、理論界的事情。平反冤假錯案讓很多人受益。如果不是胡耀邦當時那麼抓,是不會平反那麼多人的。

為什麼那麼多人懷念他?我覺得這是一個重要因素。包括後來他去世時,我在他家協助接待群眾弔唁,青海有一個村民自己走不動了,就派女兒到胡耀邦靈堂去磕個頭。群眾就是這樣的感情。現在每年4月15日(胡耀邦忌日),或者耀邦的生日11月20日,我們到他家裡去,經常在客廳裡呆著,就突然來幾個人,到他那兒磕一個頭就走了。

新京報:除了他做的事情,跟他個人的情況有關係嗎?
高勇:他的家庭抓不出腐敗分子來,沒人辦什麼公司。而且他這個人接觸群眾相當多,耀邦到哪兒就一頭紮進群眾裡去,都是跟大家講怎麼富起來的事情。所以人們的印象都很深。他的事情也在群眾中廣泛流傳,口碑很好。

『他每天睡得比我們晚,不是看書就是看文件』

新京報:胡耀邦在團中央工作期間,你做了他五年多的秘書。你們之間是如何相處的?
高勇:我們當時就住在富強胡同6號。那個四合院是三進四合院,我們住在第二進院子裡。耀邦的辦公室和會客廳在中間的三間房。東邊的跨房是臥室和厠所,西邊的跨房是書房。我住的是院裡的東廂房,劉崇文(胡耀邦的另一位秘書)在西廂房。我的老婆孩子住前院,耀邦的母親和岳母、胡德平他們也住前院。當時德平他們都上學了。平時不在家,禮拜天回來。

我們平時都住在四合院裡邊的辦公室。耀邦開團中央書記處會議也是在客廳裡開。我住的房間有三部電話,一步都離不開。耀邦的辦公室沒有電話,他不直接接電話。三部電話包括一個普通電話,一個保密電話和一個軍用電話。所謂紅機子就是保密電話,另外兩個是黑機子。軍用電話很少用到,除非部隊上有人給他打電話。普通電話就多了,機關各個部門都打。保密機有專用線路,只有保密機才能撥通。

新京報:工作之外的時間,你們會一起打牌嗎?
高勇:我不會打牌。他想打牌的時候會說,你把誰誰誰叫來打牌。打牌也是幾夥人,都不一樣。我曾經跟他一起去順義、密雲等遠郊區打兔子,晚上開個吉普車去打兔子,凍得不得了。耀邦坐在副駕駛座位上,拿個獵槍。汽車燈一照,兔子傻了,站那兒不動,他瞄準了就打。

生活上一般我們不在一起吃飯,耀邦吃飯一般都是警衛員李漢平給他端到辦公室去,不跟其他人一起吃。他吃飯很快,不管別人。包括請客的時候,他吃完就走了。

新京報:他工作上有什麼特點?
高勇:每天都比我們睡得晚,都是說你們睡去吧。他不是看書就是看文件,一般都是12點之後睡覺。

『沒有受到過優待,自己的事兒從來不找他』

新京報:胡耀邦擔任總書記之後,你們保持什麼樣的交往?
高勇:我們經常晚上7點以後去中南海勤政殿看他,和他聊上幾句。他願意跟老熟人談話,會讓大家反映社會上有什麼情況。我們沒想過沾他什麼光,因為他自己很討厭這個東西。

新京報:作為他的秘書,你是否得到過優待?
高勇:沒有。我自己的事兒從來不找耀邦。我父親也是老八路,後來從部隊轉業。我父親從大躍進開始受批,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打成反革命,牙都被打掉了。耀邦去世以後,李昭才知道我這個情況,她說你爸爸在那挨整那麼多年,你怎麼不跟耀邦說一下?我說我自己家的事兒,不好跟他說。

『胡耀邦誕辰百年, 我看書稿三百多萬字』

新京報:你現在和胡耀邦家人保持著什麼樣的聯繫?
高勇:現在去的也少了。李恆(胡耀邦的女兒)有時給我打個電話,我們倆保持聯繫。李昭已經94歲多了,身體還可以,但是思維不行,不大認識人了。以前會想半天說你是老高吧,現在不行了,連我都不認識了。

新京報:作為胡耀邦身邊的秘書,你和其他類似身分的老人聯繫多嗎?
高勇:耀邦身邊有幾個秘書還在世。我們幾個也見不著面,都走不動了。遇上耀邦去世或生日的日子,會約一下去看看。

新京報:平時都忙些什麼?
高勇:這兩年主要是忙耀邦一百周年誕辰的事情,光看書稿就看了三百多萬字。比如我剛才說的,胡耀邦文選的編輯工作。

新京報:你現在的生活和胡耀邦依然相關。
高勇:是的,這兩年特別忙,還接受了一些採訪。有找我要相關文件的,有讓我提供老照片的,還有人寫相關文章給我看的,這些挺多的。

新京報:你現在每天的生活狀態是怎樣的?
高勇:我現在不看新聞,只看天氣預報。每天上午買菜做飯,下午在電腦上看看郵件,晚上一般看戲,看完天氣預報就開始看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