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人物/職業打假人:常用四種手段 一單最高賺2千萬

職業打假第一人王海。

最初,打假人的出現是為了制止製假商家,隨著時間推移,部分打假人利用法律法規漏洞獲取盈利空間,變成職業打假人,造成行政、司法等資源的極大浪費,僅重慶地區質量糾紛案件中,超過2/3的起訴是打假人發起的,而打假人發起的訴訟中超過七成撤訴。

根據中新網報導,在互聯網時代,職業打假人變身職業差評師,從誕生之初就偏離了打假軌道,靠故意抹黑商家、敲詐勒索牟利。隨著大數據介入,職業差評師的生存空間較高峰時段銳減九成。又一年『3·15』國際消費者權益日,我們採訪了職業打假人及其利益相關者,試圖還原其真實面目。

職業打假第一人 王海的20年

現在的王海,似乎距離20年前為了80多元錢(以人民幣計算,以下同)一副假冒的SONY耳機而據理力爭的憤青相去甚遠,也開始淡去了與『315國際消費者權益日』高度關聯的『打假衛士』的英雄色彩。

從1995年為了北京隆福大廈出售的兩副假冒SONY耳機索賠開始,山東人王海在無意間開創了大陸職業打假之路,成為大陸職業打假標誌性的『第一人』和『打假』的代名詞。

現齡43歲的王海已經是4家公司的老闆,外界關於他商業成功的猜測和財富此起彼伏並不斷被刷新——『低於30萬的案子不接』。在『315國際消費者權益日』到來之際,王海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明確回應公眾對其財富的各種猜測。

起步價30萬

王老闆很忙。王海手邊放著兩部手機,此起彼伏地響,各種業務的電話。『騙子太多了,根本接不過來。』坐在記者對面,他是一個面容憨厚略微有點發胖的中年男人,但對他的雇主來說,王海是他們現在需要拐著彎兒才能請得動的人,儘管他收費不低。

『以賺錢為手段,以打假為目的。』王海在微博中這樣介紹自己。市場流行的一個說法是,他現在接一個『案子』的起步價是30萬,最多的時候,一個『單子』曾經賺到400萬。

『那些都是有的。』對於自己的盈利,他並不刻意迴避,也沒有更多誇耀的意思。但他承認,這一行很賺錢,而且並不非常困難——當然,他說他有自己的獨門秘訣,這些不能說,不過『三年不開張,開張吃三年』,說到這個,他笑得靦腆又坦白。

從1996年成立第一家打假公司到現在,王海已經在北京、天津、南京和深圳開設了四家職業打假公司,主要經營『幫消費者維權打假、知假買假、替企業打假』等三種業務。『業務量最大的還是知假買假,但利潤貢獻最高的是替企業打假。』他告訴記者。

最多的時候,他的打假團隊有200多人,但出於風險控制的考慮,目前已經精減至30多人。『我們有意控制公司規模,不想做得太大,也是希望能控制風險,更多的人身風險來自於造假工廠,往往這種案子的收益和風險都會成倍增加。』王海表示。

2003年,律師黃立榮的突然死亡,讓王海真正開始重視風險控制。2003年12月,受雇於某打假公司的律師黃立榮在對紫禁城國醫館監控取證時被對方發現,遭到暴打,10根肋骨骨折、肝髒破裂。

『這本來是找到我們的一個案子,但我們沒接,他(黃立榮)剛好去我們公司應聘,聽到了這個,就自己去聯繫對方接了下來。』王海向記者回憶說。這次事件之後,王海將打假隊伍精減為30人的團隊,大部分是合作多年的律師。

但依然還是會篩選到一些風險比較高的專案,比如收益高、社會價值好等等,這時,就會不得不面對更複雜的人和事。『企業造假的事情,追到最後幾乎都是地方保護,難度可想而知,』王海向《第一財經日報》透露,『不過這也沒關係。』

王海說他最多的時候曾經帶過90個保鏢去現場,他不避諱自己在查案過程中的『黑白通吃』,『所以一些打假公司做不了的事情,我們能做得下來。』他說。

這樣的王海,似乎距離20年前,為了80多元錢一副假冒的SONY耳機據理力爭的憤青王海相去甚遠,也開始淡去了與『315國際消費者權益日』高度關聯的『打假衛士』、『刁民』的英雄色彩。但他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商人,盡管他承認這些都是『交易』,但他強調,這些交易的本質並非首先為了錢。

職業打假江湖

本可以成為職業打假江湖『大哥』的王海,並沒有順理成章地變成這個行業教父式的人物。2015年3月,北京市朝陽法院公開的資料顯示,自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以來,不到一年的時間,朝陽法院共受理涉消費者的買賣合同糾紛案件496件,較上一年同期增長了近10.3倍。其中網購糾紛增長了近3.7倍,職業打假人『知假買假』對案件增長『貢獻』最大。

對於開闢了這個行業的前輩『王海』,不少打假者也有不同看法,一些職業打假者認為,王海的銳氣不如從前,『打得不夠狠』;而輿論的一部分觀點則指出,他無法排除給企業做槍手,以及『兩頭通吃』的嫌疑。

王海迴避了後面一種指責,他強調,如果一個案子,可以尋求庭下和解,對雙方的時間、精力和經濟來說,都是『最合算』的選擇。一些職業打假公司也會來尋求王海公司的合作,有些案子它們有困難,或者為了盡快出結果,這樣暫時性的合作互惠互利,王海並不排斥。

更多時候,他並不關注同行做了什麼,這些小到一兩人,多到五六人一家的打假公司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彼此不打聽是他們之間默契形成的江湖規矩。更何況,在王海看來,『大家價值觀不同,各有自己的特點,所以我也從不參與他們的競爭。』採訪中,他向《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近年來,王海接手了很多關於假藥的案子,王海的假藥案件一般是按產品數量收費,查一件貨幾百元錢甚至幾十元錢都有,數量通常很大,聯合工商、食藥監幫企業截獲後,最後按件來計費。

隨著互聯網經濟的發展,假貨都插上了互聯網的翅膀,相比從前開始幾何倍數地傳播,對於打假增加了難度。『一個微商賣假面膜的,以前一個月也就賣上萬塊錢,現在做得好的,賣個幾十萬不成問題,這背後是多少人在受騙。』王海告訴記者。『回過頭來看,20多年過去了,騙子只有一點點進步,但是消費者一點進步都沒有,所以,被騙還是那麼容易。』他認為。

他鼓勵消費者變得聰明和強大起來,因此正在籌劃一個微信上的語音函授課程,教那些個人打假者如何提高技術、控制風險,初期定價1萬元,大概三四節課,『聽的人應該不少』,他自信地說。

商業專案之外,王海有兩個公益專案一直在做,接待消費者維權保護的『王海熱線』,以及『和諧社區發展中心』專案,旨在幫助業主成立委員會,保護合法權益不受侵害。

但他的終極夢想是做大陸的消費者維權委員會,這個被他稱為『孩兒他媽協會』的組織將自己成立第三方獨立檢測實驗室,消費者拿來商品就可以做檢測,是那種真正地為消費者維權的機構。

王海毫不隱諱地認為,大陸的消協和企業走得太近,並不能真正代表消費者利益;而對目前大多數第三方檢測機構來說,『企業是它們長期的客戶,它們不會因為消費者的一次送檢,就丟掉企業這個大客戶。』他表示。

與此同時,『吹哨人法案』(舉報人分享罰款)的建立也是他的長期夢想——如果能建立『吹哨人法案』,將對企業的罰款30%到50%分給舉報人,會讓每一個知情人,即使是企業高管也有動力成為一個義務監管者。

『以前我是個典型的憤青,如果在街上看到城管打小販,肯定就抄起磚頭拍過去了;但現在不會了,我會上去勸架,把他們拉開。』王海認為,『目前的打假也是,騙子太多,要做的事情太多,別著急,一樣一樣慢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