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探密/宋朝軍力「積貧積弱」? 火器發達超乎你想像

資料圖:《武經總要》。

北宋發明火藥武器的明證,當屬1044年曾公亮和丁度奉敕編撰的軍事巨著《武經總要》。在這部宋代軍事大全中,詳細列出了三種軍用武器——毒煙球、火炮、蒺藜火球的火藥配方。這也是迄今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軍用火藥配方。其中,硝的比重大幅增加,比硫和炭的總和還要大得多,已接近後來黑火藥硝占75%的配方。

根據解放網報導,北宋初期,歷代帝王勵精圖治,重視武備,纂修兵書,發展兵器工業(僅中央兵工廠生產的火藥武器即可裝備大軍數十萬),甚至組建專門的火箭部隊。但到北宋後期,帝王庸碌,得過且過,武備廢弛,歌舞升平。宋徽宗時,火藥竟然一度轉向娛樂。煙火絢爛、炮仗衝天之際,江山日危,亡國不遠。

北南兩宋,上承五代,下啟金元,經濟發達,文化昌明,科技輝煌,是華夏數千載史上足以自誇於世界的一座古典文明高峰。然而,大宋王朝在軍事上的整體表現給人以『積貧積弱』的印象,從對仗大遼、抗衡西夏,到半亡於金,直到崖山亡於蒙古,似乎無不是窩囊受氣、被動挨打之窘態。試問,大宋軍事實力究竟幾何?下面僅從火藥武器入手探究一番實情。

火藥火器捆綁式研究 致發明權一度拱手讓人

無論弗朗西斯·培根,還是馬克思、恩格斯,無不將火藥與指南針、印刷術一起,譽為敲開人類近代文明之門的『三大發明』。但中國發明的火藥,此前存在著各式各樣的中外發明權之爭,從希臘發明說、歐洲發明說、阿拉伯發明說到印度乃至其他國家發明說,不一而足。近代西方更是一度將火藥發明的桂冠直接戴在13世紀英國人羅吉爾·培根和14世紀德國傳奇僧人施瓦茨等『有名有姓』的人物頭上。

更讓人氣短與不平的是,將火藥發明權最早拱手讓人的,不僅是中國人自己,而且還不是在自信心跌落的近代。1487年即明朝中期,丘濬在《補大學衍義》一書中率先給出了『火藥自外夷來』的說法。丘濬認為,中國自古缺乏製造火藥的原材料,同時也沒有對應的文獻記載為支撐,因此火藥必當傳自外邦。明末清初的方以智在《物理小識》一書中,也持有同樣的觀點。兩人儘管時隔近180年,但對火藥史考證的『結論』及其方法對後世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鴉片戰爭後,中國人的自信心跌落,加之西方日漸強勢的話語霸權,使得火藥發明權一度與中國漸行漸遠。

之所以造成這種『怪相』,深層次的原因在於丘、方二人將火藥史與火器史『拉郎配』式的研究範式。他們認為,火器是火藥的主要載體,對火器史的文獻追溯便成為探究火藥起源的關鍵。基於這種邏輯,丘濬卻認為中國古來傳說的火器不過是拋石機械或一般的縱火裝備,並非真正的火器,與火藥毫不沾邊,故而火藥只能是外來之物。方以智雖從唐代文獻中查到『火樹銀花』之說,並推測『煙火』中應已使用火藥,但拘於火器與火藥一體的『捆綁』範式,依然接受了『煙火亦由外夷來』之說。

自丘、方二人始,經清代陳元龍、趙翼、梁章鉅,到民國陸懋德、李喬蘋等,無不把火藥武器的發明年代等同於火藥出世的時間。19世紀,國外研究者從火藥英國發明說、德國發明說,到印度或中亞發明說等,也幾乎都堅持火器與火藥一體的捆綁式研究範式,並就火藥發明權這一糾結太多民族主義情感的殊榮展開激烈爭奪。

煉丹醫藥交叉融匯 恢復火藥發明國榮光

使火藥發明歸我並由此重塑民族自信心者,是20世紀曹煥文、馮家昇、王鈴等中外學者。其中,研究範式的翻轉功莫大焉。

曹煥文困惑於『火藥』一詞,即『火』乃毀壞之義,而『藥』乃療病之義,兩個涵義截然相反的字放置一起,『中間必有重大之道理』。那麼,到底什麼道理呢?原來,『此藥非療疾病之藥』,但同時『完全與醫藥同出一源』。由此,探尋火藥之源,煉丹史(『火』)與醫藥史(『藥』)的交叉融匯無疑是一條正路。

據此,火藥史研究的範式從火器與火藥的捆綁下徹底解放了。就是這個邏輯清理過程,使曹煥文得出了超越後世的驚天之論:藥物學與煉丹術同時發達的魏晉之際,是火藥在中國發明的最可能時期。之後的馮家昇、王鈴以及英國的李約瑟等人,基本上沿著曹煥文的路子走。

1981年,李約瑟在第十六屆國際科學史大會上就中國火藥、火器史的研究,專門列舉了幾部對火藥技術史『最重要』的著作,如《武經總要》《火龍經》《武備志》《火攻挈要》《太白陰經》《虎鈐經》《兵錄》。他認為,這些文獻『如同沿途樹立的柱子,或者是標在曲線圖上的時間參數的定點』。而在這之前,曹煥文在其手抄輯錄的《中國火藥全史資料》文稿中就已全部徵用了以上資料,同時還援引了大量其他古籍。正是在此基礎上,曹煥文完成了火藥史研究的範式轉換,進而恢復了中國作為火藥發明國的歷史榮光。

最初用於民間喜慶娛樂 而後催生火藥與火器聯姻
說火藥是中國的發明,與大宋王朝的軍事有何牽涉呢?

兩宋,雖然不是火藥發明的時期,卻是積累收獲的季節。宋之前,火藥與火器各自獨立發展。當時所謂『火箭』『火炮』中的『火』,根本不是火藥,而是如丘濬所說,是用易燃的草艾裹上麻布、油脂、松香、硫磺等物,點燃後用弓箭或拋石機發射出去,《三國志》 火燒博望、火燒新野、火燒赤壁、火燒連營、火燒藤甲軍等史跡無不如此。

到了內外交困的大宋,軍事上的迫切需要激發了火藥配方的改進和完善,並大規模地運用到火器上,實現了火藥與火器的聯姻,即火藥武器。在此基礎上,透過戰爭,將火藥、火器等軍事科技傳到金、西夏和蒙古,再透過後者特別是蒙古的西征,傳入阿拉伯和西方,開啟了熱兵器和近代文明的嶄新時代。

曹煥文認為,火藥發源於魏晉之際,但其配方秘訣公開於南北朝,後來才會有隋代火藥雜戲的盛行。在曹煥文看來,火藥最初用於『煙火』和『爆竹』,即民間的喜慶娛樂,而後才擴展至軍事,於是火箭、火球、火槍、火炮等火器層出不窮。

北宋發明火藥武器的明證,當屬1044年曾公亮和丁度奉敕編撰的軍事巨著《武經總要》。在這部宋代軍事大全中,詳細列出了三種軍用武器——毒煙球、火炮、蒺藜火球的火藥配方。這也是迄今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軍用火藥配方。其中,硝的比重大幅增加,比硫和炭的總和還要大得多,已接近後來黑火藥硝占75%的配方,火藥的威力大幅提升。

不過,《武經總要》還不是有關火藥武器的最早記載。據北宋朝廷陸續收到的奏報載:969年出現了捆綁著火藥包的射擊箭(火箭);1000年又發明了能徒手投擲的火藥包(火球),以及可以向四周發射金屬刺的火藥包(火蒺藜)。

霹靂炮助力以少勝多 西傳撬動人類進步車輪

火藥運用在武器上,是武器史上劃時代的變革。北宋時期,火藥製造已是國之大事,管理規範、規模宏大、分工細致。僅軍器監就雇佣4萬多人工,下設火藥作、青窯作、猛火油作、火作等11個大作坊,每日生產弩火藥箭7000支、弓火藥箭10000支、蒺藜炮3000支、皮火炮20000支。1083年,為抵御西夏對蘭州的進犯,一次就領用火箭25萬支。

北宋末年,又發展出『霹靂炮』『震天雷』等爆炸威力巨大的火藥武器。火器一炸,聲如霹靂,響動如雷;半畝之上,人與牛皮,碎迸無跡,甲鐵皆透。1126年,李綱就用霹靂炮等重火器擊退了圍困京城開封的金兵;1161年,南宋文臣虞允文在著名的採石之戰中,又用霹靂炮擊敗金朝御駕親征的天德皇帝完顏亮,創造了以少勝多的光輝戰例,挽南宋於既倒。霹靂炮因此成為火器史上最傳奇的武器之一。

南宋初年,火藥武器又上了一大台階,即管形武器的出現。1132年發明的火槍,是世界上最早的管形武器,即將火藥裝在一根長竹管裡,點燃火藥,燒傷敵人。之後,能發射子彈的火槍應運而生,即以粗毛竹筒製成槍管,裝填在竹筒裡的火藥中夾著『子窠』,火藥燃燒後瞬間產生很高的氣壓,將『子窠』噴射出去,發出炮一樣的聲響。這裡的『子窠』,可視作原始的子彈。之後,從竹管槍炮發展為金屬管的槍炮(銃槍),在邏輯上就不存在障礙了。此外,宋元之際,還出現了一種以火藥燃燒噴射氣體產生反作用而將箭頭射向敵方的火藥箭。這和現代火箭的發射原理是一致的。

縱觀有宋一代,火藥在火器上的運用,不僅是成功的,而且是有效的。火藥武器的應用提高了宋軍的戰鬥力,多次為宋軍贏得戰爭,甚至在危機之中成為救命稻草。1132年的管形武器——火槍,就是南宋將領陳規在抵抗金兵進犯時的重要發明。借助這種新式武器,宋軍在德安府(今湖北安陸)守城時焚燒了金兵架設的攻城天橋。

至於大宋王朝留給後人軍事孱弱、疲敝不堪的觀感,以及從岳武穆、辛棄疾、陸放翁、陸秀夫、文天祥等豪傑身上生發的千古悲情,原因則是多方面的,如重文輕武、重步輕騎,甚至如黃仁宇所言農耕文明對陣游牧文明的先天劣勢等。但從火藥、火器史本身追尋,也能覓到一點蹤跡。北宋初期,歷代帝王勵精圖治,重視武備,纂修兵書,發展兵器工業(僅中央兵工廠生產的火藥武器即可裝備大軍數十萬),甚至組建專門的火箭部隊。但到北宋後期,帝王庸碌,得過且過,武備廢弛,歌舞升平。宋徽宗時,火藥竟然一度轉向娛樂。煙火絢爛、炮仗衝天之際,江山日危,亡國不遠。

大宋,留給後人太多的唏噓和思考。放眼世界歷史,大宋以其文明和創造,以其毀滅和重生,透過注入金、元的文脈與精氣,透過火藥西傳炸碎封建城堡,指引著人類邁向近代文明,如同春蠶剝繭抽絲,仿佛鳳凰涅槃浴火。總之,讓我們記住:火藥,不是大宋的發明;火器,也不是大宋的發明;但將火藥成功運用到火器上——即火藥武器,卻是大宋最大的軍事科技發明。從此,火藥撬動了人類歷史進步的車輪。


圖為《天工開物》裡被稱為守城頭等武器的「萬人敵」。這種地滾式炸彈,原理類似於煙火中的「地老鼠」,敵人攻城時,燃著引信後拋擲於城下,火力衝出則八方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