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光一生、一生有光 大陸最高齡知識份子的百年歷程

周有光。

大陸著名語言學家、『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2017年1月14日去世,享年112歲。就在13日,周有光先生剛剛過了112歲生日。

根據鳳凰網報導,周有光身上的標籤實在太多:作家沈從文的連襟、才女張允和的丈夫、經濟學家、語言學家。周有光一輩子活出了別人幾輩子。他的一生分了幾個階段:50歲以前是銀行家;50歲到85歲,是語言文字學家,精力都傾注在語言文學領域;85歲開始寫文章,廣泛探討諸如全球化、中東局勢、公民意識等問題,成為公共知識份子。

撰稿人葉芳為鳳凰文化回顧了周有光的一生,期望更多的人去閱讀周有光先生的著作,因為那裡可以發現的真知灼見遠遠多於人們的傳說。

高處不勝寒

周有光先生是一位保持心靈睿智最為長久的學者,每年有更多的報導在他生日前後出現,就像一種習慣性反應,多半匆匆一掠,難以深入。因為他是『名人』,有很多光環,而且如此長壽,自然會吸引媒體和大眾的關注。唯有非常理性的人,才能體會到這種異於常人之長壽,或如寂寞花開的過程。

關於這一點,就如周有光先生認可的學生、北大教授蘇培成先生所說,與周有光先生同時代的人大多已經故去,與他曾經一起工作並且相互瞭解的人也越來越少。前幾年還相談甚歡、稱得上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多已體弱多病,出門不易,誰解個中寂寞?誰能真正理解周有光先生所思考和探求的一切?對於周老經歷的大時代,出生於1949年以後的人,也只能透過想像還原周有光先生與他同一代人交流的勝景。

所幸,就在2013年,周有光的兒子周曉平同意將周有光先生在1996和1997年間口述錄音帶記下的文字用於出版,這本《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在周有光先生109歲生日前夕問世,使得再現周有光先生的百年人生有了比較可靠的資料。

有救國抱負,但保持政治上的疏離感

資中筠先生說,周有光先生在民國時代受到了最好的教育,為他的人生打下了最好的底色。很早他就與那個時代的許多青年學生一樣,受到五四運動中科學和民主思潮的薰染。周有光先生自己說,17歲他從常州中學畢業,閱讀英文已無障礙。而考上聖約翰大學,無疑是他最珍視的經歷,他因此從一個江南小城市來到風雲際會的上海,眼界由此大為開闊。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陸,振興中華已是那一代知識份子心中最為迫切的訴求。優秀知識份子幾乎都被時代大潮所裹挾,一定程度上投身革命成為學生中的時尚。在聖約翰大學讀了兩年書的周有光雖然不是最衝動的學生,但也因五卅運動離開這所頗負盛名的學校,轉入光華大學。到他晚年,回憶這段歷史,常常在讚美聖約翰大學的教育體系的同時,非常理解聖約翰大學的外國教師為什麼反對這些年輕氣盛的大學生衝出校門:無論如何學生最重要的是要學習和掌握更多知識。

但是,無論是自覺或不自覺,周有光和許多年輕人一樣,他們同樣被共產主義學說吸引著。以至於大學畢業,已經有了待遇不錯的工作,有了一點餘錢養家糊口,且剛與張允和結婚,周有光就與新婚妻子東渡日本。日本著名的左派教授河上肇把《資本論》翻譯成了日文,成為最早影響日本及大陸留學生的學者,讓更多人有機會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因此,周有光一心想要報考河上肇任教的京都大學。

在那個時代,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意味著更深入地參與了那段大歷史,轉向『左翼』也就意味著介入了一個更為廣泛而具有代表性的傑出人物圈子。三十年代以後,周有光接觸的社會,已經遠遠超出了早年那個以教育、金融為核心的銀行圈子。他在章乃器的提議下加入了救國會,與『七君子』這樣一大批有識之士有或近或遠的交往。

但他顯然不像那些一心投入救國運動的政治家、社會活動家、學者,他參與的進步工作更多是利用自己並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較自由的身分,為那些正在與延安和共產黨聯絡並組織各種政治活動的人提供便利。有時候他也寫文章,宣傳抗日救國的方針大略,這是知識份子的共同心聲。看上去,他對各種黨派的印象,遠不如對身邊的朋友所從事工作的正當性有更清楚的認識。他更像是共產黨周邊組織的成員,同時從事著另一份非常專業的工作。

抗戰時期,是周有光先生精神極為振奮,投入精力最多的幾年。1937年周有光先生帶著全家離開上海,經過長沙、成都,最後到達重慶。這一時期,他主要為南京國民政府設立的農本局工作,『因為跟日本人打仗,要有後方經濟的支持』。抗戰前夕,鑑於『復興農村工作』和『加強農業金融發展』的需要而設立的農本局,在以重慶為大本營的抗戰後方起到了流通農村資金、調整農產運銷、支撐後方經濟的巨大作用。按照周有光先生的描述,就是要儘快解決從東南沿海轉移到重慶幾十萬人的吃穿問題。

後來周有光先生兒子周曉平回憶,說那個時期爸爸給他留下的印象就是很『神氣』,還是一個小孩子的周曉平去他辦公室也體會到了那種氣氛,覺得他爸爸像一個鎮定自若、意志堅定的指揮官,指揮著無形中的千軍萬馬。

在重慶,周有光先生見證了國共合作期間,國民黨和共產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複雜關係。有一次周有光去打網球,賽後方知對方就是蔣經國。而蔣介石那時經常出現在重慶街頭,有一次年幼的周曉平遇到蔣介石,模仿他看到過的鏡頭對蔣行軍禮,蔣介石停下來摸摸周曉平的頭誇獎了他幾句。

那個時期周恩來很有影響力,在當時重慶的知識份子中聲望很高,周有光先生是經常與周恩來見面人群中的一員。這些人不僅包括工商、銀行業人士中的傑出人士如何濂、蔡承新等,也包括許多已成為職業革命家的仁人志士,如許滌新、徐特立、沙千里等等。顯然,周有光是深受革命者影響的,他在感情上不由自主地傾向於支持在未來十多年裡將徹底改變大陸的革命運動。

但是,在行動上他卻與許多革命者很不相同,他似乎始終關心的不是觀念本身,而是一種更為實際層面的工作或研究。抗戰期間,在長沙,他與徐特立見面,兩人談的很投機的話題是文字改革,他們都對拉丁化運動很感興趣,而徐特立告訴周有光,他在延安已經開展這樣的實驗,但有阻力。他們同樣關心如何更快地將文字教給大眾,普及教育並開發民智。

這一時期的周有光,主要工作還是金融服務,但對文字發展及研究方面的興趣已經很大,不然他不會將與徐特立談論的這個話題專門記錄在他60年以後的口述中。他的業餘愛好,與政治並無直接關聯,但其中政治潮流中折射出來的革新精神十分符合他本人的興趣,同時這種革新精神與社會大變革前夕的思潮息息相通。

不過,顯而易見的是,藉助這種興趣愛好,周有光此後與腥風血雨的殘酷鬥爭之間保持著一段距離,這是否意味著在直覺上,周有光在政治活動的最終分界處始終將止步不前?或者某種吸引他的政治理論,如果不與具體可見、並能積極促進社會進步的實踐發生密切聯繫,他會自動避讓?               

從美國回大陸時的矛盾及度量

1949年以前,周有光主要從事與經濟相關的工作。在被新華銀行派往美國的這段時間,他享受了人生中最好的時光,美國的進步與發展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直到晚年,他對羅斯福提倡的『四大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之自由和免於恐懼之自由仍念念不忘。

他的口述裡記錄下來的在美國三年左右的生活內容,很多方面與文字學有關。例如那個時候,他就想利用Gregg速記原理發明一套『能記錄四種方言:北京話、上海話、廣州話、廈門話』的速記符號。這些與文字改革有關的研究,一直是周有光先生青年時期最重要的『業餘娛樂活動』,他的口述提到與這一愛好相關的細節比比皆是,這些愛好將伴隨他一輩子的工作與生活。

周有光晚年說,有兩個原因促使他很快回大陸,一是母親不可能去美國生活,二是認為只有在大陸才能做對大陸最有價值的工作。最初他並沒有下定決心很快回到大陸。1948年,在赴倫敦的遊輪上,他經歷了一番認真的思索,得出了上述結論,加上他的大陸朋友如老舍、羅常培、劉良模、楊剛、劉尊棋、丘唐等幾乎異口同聲地贊成回國,就使他下了回大陸的決心。周有光回憶說『很多人認為回到大陸,就可以對政治、經濟、文化發揮作用,而留在美國相對來說這個作用是很有限的』。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卻不能兼濟天下,是這一代知識份子深深引以為遺憾的。幾乎所有周有光接觸過的知識份子都相信,共產黨必然將掌握政權,此後大陸就會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那時將需要大批人才。

回大陸之前,周有光遊歷了歐洲幾個重要的國家,看到整個歐洲都變得左傾。在義大利,人們甚至有理由相信共產黨不久就有可能執掌政權。他在回憶中說道:『當時不僅大陸處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歐洲也是非常明顯地處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沒有一個人能夠不考慮政治問題,甚至可以說沒有一個人能夠不考慮自己應該站在政治的哪一方面。』

1949年前後,經歷了大約一年的思索與遊歷,周有光最大的熱情仍在於報效祖國。他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回到了香港,等待中國歷史上最大也最持久的變革到來。

即便在具有強烈政治傾向選擇的時候,周有光也沒有忘記滿足自己的控制不住的愛好。在1997年的口述中,周有光詳細記敘了他在遊覽大英博物館時對『羅塞塔碑』等古代埃及文字的迷戀,以及他在羅浮宮對拉丁文及此後歐洲語言文字演變的興趣。他盡其所能買下了一些與此相關的出版物,但他也一定沒有想到,此後一個時期內,這是他用於世界文字發展史研究的唯一可以憑藉的外國資料。

1948至1949年的遊歷豐富了周有光觀察西方世界的知識,也形成了他在混亂世界中冷靜和多角度觀察事物的視角,儘管此後他並沒有太多公開表露他獨立思考的想法。但自此,周有光對世界的看法轉變為世界性的、多角度的,而不僅僅從大陸角度出發。這與他進入改革開放年代直至退休回家後關注的重點是一致的,是長期內在思考和嚴格邏輯論證後的必然結果。

在動蕩不安的年月裡,知識份子還能有所作為嗎?

回到上海的周有光進入自己的老本行,就是研究經濟工作。但隨之很快發現這些經濟研究機構已經形同虛設,不斷的運動不僅讓經濟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更大的精神危機潛伏在從事這些工作的人的背後。周有光所在的人民銀行華東區行的一位副處長在緊張的局勢中跳樓自殺,更讓他感到運動的嚴酷和無情。即使不做對抗也像是在束手待斃,但周有光還不能去否認運動的正當性,他承認當時他還是擁護這些運動的。

不過經歷『三反五反』鬥爭後,經濟領域一片哀鴻,正常的教學和研究已不可能進行,僵硬的計劃經濟只與蘇聯掛鉤。周有光的興趣由此更多轉向拉丁化文字運動,這個領域一直由共產黨人為主導,瞿秋白、徐特立等早期共產黨人都是拉丁化運動的堅定倡導者。早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大陸對於文字改革就產生了兩種有影響的方案——『國羅』和『北拉』。從學術上說國羅更成熟。而北拉是從蘇聯舶來,受左翼的支持,和政治結合更為緊密,但在民眾推行中已經有成果。1954年文改會成立後,研製拼音方案,在大陸國內的『國羅』和『北拉』有影響的人物都參加了,這一工作由吳玉章這樣的黨的骨幹直接領導。

1952年周有光先生把自己文字研究方面的文章結集起來,發表了《大陸拼音文字研究》,後來擔任復旦大學校長的陳望道為這本書寫了序言。這些工作雖然在業餘時間完成,但周有光的研究很快在文字改革領域受到關注,被邀請參加1955年北京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這次會議以後,實際上周有光就轉向文改會的工作,無意中或許也是本能地避開了接踵而來的、更為激烈的政治鬥爭的影響。

周有光在加入語言文字改革委員會後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建立以26個羅馬字母為核心,建立一個適應所有漢字的拼音體系。這個時候周有光發現漢語拉丁化的方案五花八門,需要有一個統一並可行的方案。周有光為此提出了漢語拼音方案三原則,明確指出拼音是規範化的普通話,否決了搞一套能拼各種方言的方案,以便真正實現語言文字的改革。他和他的同事最終一起促成了這個今天看來仍然是成功的方案。有趣的是,周有光《字母的故事》似乎給當時的最高領導人留下的印象很深,他們最終同意讓羅馬字母成為漢語拼音方案中的成功的拼音字母的最終選擇。

從1955年到1958年,這三年潛心的工作,或許暫時排除了周有光心頭的憂患,當他大部分從事經濟研究的舊日同事被打成右派甚至自殺時,他沒有被席捲進去,而且工作成就卓著。

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有人曾經暗示,周有光對政治運動具有的免疫力可能來自他的膽小謹慎。但這並不是一個很站得住腳的理由,對於周有光漫長的一生來說,最難以接受的是無所事事。他無法容忍自己的頭腦處於停滯狀態,但又不喜歡做徒勞無益的事情。這時,他找到了一個空間,在這個空間,他的業餘加之專業精神起到決定性作用。這個時期恰逢大陸需要大規模開展掃盲運動,這個運動想要成功就必須有更簡易的漢字學習方法。當政者未見得希望人們識字以後有更獨立的思想,但他們希望人民接受社會主義觀念的想法一定十分迫切。因為這個時候他們覺得知識份子是不可靠的,他們需要更多工人、農民的支持,這樣推廣漢語拼音方案成為國策大計。如今看來,不得不承認這是一項成功地推進社會進步的策略。

周有光確實抓住了這個機會,而且他利用在國外時並不長久但很有效的文字研究資料的收集,加上他對大陸少數民族原始文字的研究,發揮了自己在語言文字研究和實用性方面的特長,在政治窒息的時代找到了不僅有利於生存、更有利工作的空間。

幽默感、隨遇而安使他免於在非常時期隕落

1966年一場更為持久的革命運動開始。這一次,已經60歲的周有光也不能倖免了。1969年他去了寧夏五七幹校,在那裡待了將近三年。

他不得不將眼光投注於他並不很熟悉的農村——極其貧窮的西北荒漠。不過,在他的記憶中,這段歷史留下的故事一點不少,還很有趣。生活的貧乏對周有光先生的影響最大的是飲食而不是精神。他的口述中敘述的總是吃爛白菜的故事,表現的是飢餓年代的節儉,極為荒誕卻很有戲劇感。

置身於荒漠,研究工作中止,周有光的興趣又回到了經濟上。粗糙的食物讓他期望獲得堅硬的牙籤,於是他研究沙漠中芨芨草的用途——這是一種堅韌程度出奇好的野草。他研究黃瓜為什麼可以在寧夏長得比北京還好,研究寧夏煤炭等資源的利用。他彷彿又成為了經濟學家,他甚至設想如果有好的政策,寧夏也可以成為瑞士一樣的好地方。文革後期,他在這方面的想法還被當地所重視。

不過最好玩的還是寧夏棲息在濕地中成群結隊的大雁,牠們並不在乎飛翔時身影下的幹校人群,一起落下糞便如暴風疾雨;在夜晚牠們的哨兵如此警覺,一旦發現有人靠近,發出的叫聲像滾滾的雷聲驚天動地。

周有光的人生留下的故事,是經過他的記憶篩選的,但這是一個有效的過濾機制,通常是習慣性地過濾掉大量悲劇性的因數,留下最活潑和幽默的部分。幽默固然是他的天性,也是他在如此漫長而動蕩的年代得以自我保存的良方。我猜想,這也是周有光先生長壽的一個最易解釋的原因。即使一個人活得久長,經歷的事情也多,如果沉澱下來都是怨恨,創造力也很難持續。

他曾經回憶說:1960—1963年經濟困難時期,食物極度缺乏。我參加的學習小組,由於營養不足,人人身體軟弱,學習一會兒就彼此輪流打哈欠,精神疲乏,暫時休息。這時候,有人回想起曾經品嚐過的佳餚,不由自主地談起美食來。一個人開了頭,其餘的人都跟上來,越談越起勁,好像面前桌上的學習文件變成了一碟碟可口的美味飯菜,大家口舌留香,精神振作,不再感覺疲乏了。這是精神會餐。

幽默感大大延續了他的智力活動。1971年以後,幹校緊張空氣有所緩和,周有光又開始了他的文字學研究,或者作為一種娛樂或智力訓練的方式——他利用《新華字典》對漢字進行檢拆,分析『「字」裡面有多少個「文」,』『經過這樣的分析,就能知道平時用的《新華字典》7000多個字中的基本符號、基本部件有多少個。』所以『如果認了這1000多個基本符號,就比較容易認那6000多個字,不過讀音不行。』回到北京後,他把這個文件進行了整理,編成一本書出版,書名叫《漢字聲旁讀音便查》。

後來,他研究正詞法,正詞法的目的是將漢語從以字為單位逐漸過渡到以詞為單位,這一方法不僅在拼音的使用上可以有效分割句子中引起歧義的字詞關係,還可以讓外國人掌握漢字的效率提升。但遺憾的是,正詞法最終沒有像漢語拼音一樣作為一種標準的語言文字規範加以頒布。

但漢語拼音最終被國際標準化組織接受,標誌著這一工作已經完成它的歷史使命,為以後漢語使用的標準化提供了一種國際上確認的讀音標準,也為混亂不堪的不同文字之間的轉換提供了清晰的表音標準。

語文現代化和思想現代化

一般人容易理解的是漢語拼音方案的成功,以此敬仰這位年事已高的學者,這並沒有錯。但周老自己對此有一個客觀的評價,這個拼音方案是許多人的工作,他從來沒有誇大自己的工作成果,也不喜歡『漢語拼音之父』這個含糊不清的讚譽。但他對這個方案的用心,是在具體而微的細節研究和制定上,這個方案的成功更多是吸取並發展了歷史上許多拼音設計的長處,鑑別其中合理及最為有效的成分加以運用。

從拼音文字研究和對世界文字發展史的探索,使周有光考察世界文化發展規律的角度也在不斷深化。周有光先生做研究工作,與其他學者尤其是學院派學者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具有的重要功能是為普通大眾服務的,就如拼音方案的制定、正詞法的使用等。就像他在寧夏五七幹校,考慮的是實用型的適合寧夏的經濟發展模式。這樣的研究不脫離社會,更不孤芳自賞。

包括他早期的《漢字改革概論》等著作在內,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是推進大陸的語文現代化,語文現代化為大陸實現現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語言條件。語文現代化既包含了全民具有文字閱讀能力,同時還包括一個更深層次的意義,即語文表達和思想意識的現代化。為此,周有光開始了他退休以後思想文化領域的拓展工作,這些工作與他前期的語言文字研究一樣,始終帶有普及常識和提高文化水準的意義。

令人驚嘆的是闡述這些思想成果的文字是如此精湛,稱之為雋句格言毫不為過,因此反過來又有很多人忽視了他語言文字研究方面的作品,更多閱讀的是他80多歲以後的作品,當讀者讀以下文字時,確實很容易被迷住:

我們現在處於文明的『雙文化』——國際現代文化和本國傳統文化互容互補的時代。正是傳統文明的精華的相互流通,相互學習,相互吸收,產生了沒有地區差別的世界性文明。

社會科學的發展和認可,還受到兩種力量的制約:一種是人民群眾的覺醒程度,另一種是統治集團的開明程度。如果承認社會科學是科學,就不能分什麼階級性,也不能分中、外、東、西。如果走不出神學玄學,實現現代化就是一句空話。

沒有奇蹟,只有常規。常規就是走全世界共同的發展道路。在大陸,正在崛起的中產階級的力量不是財富,而是知識。他們運用知識創造財富,不應是利用權力巧取財富。而福利制度是資本腹內的社會主義。資本養護福利,經濟就興。福利銷蝕資本,經濟就衰。

20世紀是一個光明的世紀,但是又很黑暗。20世紀是一個智慧的世紀,但是又很愚昧。遺憾的是,黑暗不比光明小,愚昧不比智慧少。

我們有三個面向: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三個面向,就是擴大視野。擴大視野要把本國觀點改為世界觀點。從本國看本國要改為從世界看本國,從本國看世界要改為從世界看世界。做一個地球村的新村民,需要進行兩項自我教育:擴大視野和補充常識。

對未來,如何持有信心

2013年資中筠先生和周有光先生見面,並作深談。事後周有光先生說資中筠過於悲觀。這是許多人都深切體會到的近乎絕望的感受。對於他所深愛的國家的前途,周有光先生抱著樂觀以待的態度,在他心目中大陸是世界的一部分,它也終將回歸到世界主流中去。至於多久,對他而言並不是一個問題,如果你是一個世界公民,你看到和認同的將不再被局限在一個國家之內。

抵禦內心的失望、不良反應既是長壽之道,也是聽命於自然。如果一個人長壽,自然將看到更多死亡和不幸。就在他剛剛度過109歲生日以後,不期而遇的痛苦還是在無法料及的時刻襲擊了他,許多人為此憂心忡忡。

在承受了最沉重的壓力之時,周老告訴他的至親,他需要安靜地呆在家裡,不想有更多干擾。他說:我對別人說我很健康,但我要對你們說實話,我已經體弱多病。的確,如果他能保持內心的澄明,就需要避免因現實糾結帶來的疲憊感。

這些年我經常光臨周有光先生的小屋,聽他講故事、談論他感興趣的問題。現在去的時候,也會遇到他正在打瞌睡。畢竟是進入110歲高齡的人了,而且腰椎的彎曲造成的傷痛使得他睡眠並不規律,他比以往需要更多的安寧和休息。大多數時間裡,由於保姆事先通知周老,他會要求保姆在約定時間裡扶他坐好,戴上助聽器,然後坐在小沙發上等著來客。如果他開心,眼睛自然像一輪彎彎的月亮一樣迷人。

因為出版他最後一部完全未發表的作品《逝年如水——我的百年口述》,2014年前後我還是請教過周老許多問題。他給我的印象是,他對這部作品並不完全滿意,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1997年迄今已經17年過去了,期間失去了周有光自己可以親自修改的最好時機。其次,就純粹的記錄文本而言,顯然需要一些作者自己進一步澄清、補充或調整的地方,但他的體力已經無法支撐這樣的工作。因此他告訴我,他提倡『出錯主義』,讓讀者的批評指正有可能校正與事實有出入的部分,這是他的願望。

周有光先生是一個極其謙虛、平和的人,這也是他過人的地方。今年1月,他在接受一個記者採訪時回應外界認為他很有成就的看法,他再三堅持他自己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他談到漢語拼音方案的實施對掃除文盲的重要性,同時他也強調,100多年前就有人在做拼音方案的研究,這是許多人的工作。如果談到理想,他始終如一,希望大陸走上民主道路。

當看望他的人說是他的粉絲時,他開玩笑地說,我把粉絲都吃進肚子裡了。有一次當話題再次繞回涉及到他個人問題時,他打斷說:我們還是談談世界吧,個人的事情微不足道。

每次看望周老,最難的是離開這個小屋的時刻。無論你怎麼祈願,你還是發現年複一年時光留下的刻痕。我們知道他已經難以獨自行動,這意味著他坐著或躺著的時間將可能延長。但你似乎已經熟悉他的一顰一笑,習慣他告別時雙手合一的作揖動作。走出房門後回首,看到他微微向前的側影,這個場景已經固定在我的腦海中。

我不由自主地想到,成長於1949年以後的幾代人,真的能夠穿越時空,把握周有光先生這一輩人,還有比他年輕但也已經是80開外的那一代優秀知識份子的精神真髓嗎?是不是我們終將停留在膚淺、無知和冷漠的時代,難以承繼一代又一代人最珍貴的思想財富,包括他們獨特的經歷、思考、反省,從而羞愧於自稱是他們的後代呢?

我希望徹底打消我們這一代或兩代人與他之間的距離——這距離既是時間上的,也是精神高度的,更包含對一個世紀回眸時的諸多陌生印記。但我們難以達到令人滿意的智慧高度。周有光離我們很近,又很遙遠。我們面對的不僅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世紀老人,還是一個始終沒有停止思想的老人。當我們試圖透過他的故事回溯往事、究其成因時,我們面對的卻是重重歷史帷幕,直到他的《逝年如水》發表。雖然有諸多遺憾存在,這本書仍不失為一個大歷史的重要例證,這使得讓我們有可能完成一次漫長的旅途跋涉,看到遙遠的過去那一張張或近或遠的生動臉孔。

我期望更多的人去閱讀周有光先生的著作,那裡可以發現的真知灼見遠遠多於人們的傳說。

葉芳,1981年初從大學畢業後,絕大多數時間從事的工作都與書有關。近年來與周有光一家關係密切。2013年策劃及參與編輯《周有光文集》;2015年1月策劃並編輯了周有光先生《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現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