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人物/冰心的政治智慧遠超一般文人

冰心。

在大陸近代歷史上,無論是包辦婚姻還是自由戀愛,能夠在夫妻關係中牢牢的操控著主動權的女性,應該說是極其罕見的;一個文化人,在多個歷史時期,都能備享尊崇,為政治人物所倚重,更是少之又少。而一向以溫婉、親和著稱的知名女作家冰心,卻將這兩點都做到了,算是最為成功圓滿的一個。

根據台灣網報導,冰心原名謝婉瑩,1900年出生於福建閩侯。她的祖父謝鑾恩是私塾先生,與教育家嚴復和翻譯家林紓是老朋友。她的父親謝葆璋17歲時,就隨嚴復到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學習,1895年參加過甲午海戰。冰心出生時,謝葆璋已是海圻巡洋艦的副艦長。

穿女裝 難受死了

在冰心3歲時,謝葆璋奉命到山東創辦海軍軍官學校,全家人遷居煙台。冰心一直在軍官學校裡被父母當成男孩子帶大,她平時穿男裝,騎馬、打槍、游泳,嚮往當水兵。11歲回老家後,才開始在謝家大宅裡學做淑女,她每一次穿女裝就會大叫:『真是難受死了。』

1913年,謝葆璋被聘為海軍部軍學司長,冰心又隨父母遷往北京,就讀於教會學校貝滿女中,畢業後升入華北協和女子大學。她向往成為醫生,但受『五四』運動影響,興趣轉向文學創作。『五四運動的一聲驚雷把我「震」上了寫作的道路,卷出了狹小的家庭和教會學校的門檻。』

冰心發表的處女作文章,是署名『女學生謝婉瑩』的《二十一日聽審的感想》,1919年8月25日刊登在北京《晨報》上,內容是北京法庭公開審問『五四』運動中被捕學生的現場實錄。當時冰心正陪著二弟在醫院養病,被女校的學生會叫回來當文書,同時還選上了女學界聯合會的宣傳代表。聯合會讓她們將宣傳文字,除了『會刊』外,再找些報紙去發表,冰心於是找到《晨報》。『因為我的表兄劉放園先生是《晨報》的編輯。那時我才正式用白話試做,發表的是職務內應做的宣傳文字。』

在劉放園的鼓勵下,謝婉瑩又用筆名『冰心』在《晨報》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兩個家庭》。『一來冰心兩字,筆畫簡單好寫,而且是瑩字的含義。二來是我太膽小,怕人家笑話批評,冰心這兩個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時候,不會想到這兩字和謝婉瑩有什麼關係……放園表兄又竭力鼓勵……我一口氣又做了下去,那時幾乎每星期都有作品。』

周作人、蔣百里等人於1921年發起成立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純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冰心成為該會最早的女性會員之一。同年暑假,她從華北協和女子大學理預科畢業,升入燕京大學。

冰心在1923年得到美國威爾斯利學院(宋慶齡、宋美齡也畢業於該校)的獎學金。同年8月17日,她與來自清華學堂和燕大的100多人,由上海乘郵船赴美留學。這時的冰心已相繼出版詩集《繁星》和小說集《超人》,據小她3歲的清華才子梁實秋回憶,『初識冰心的人都覺得她不是一個令人容易親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於千里之外。我問她:「您到美國修習什麼?」她說:「文學。」她問我:「您修習什麼?」我說:「文學批評。」話就談不下去了。』

藉著赴美的機會,冰心在離開北京前,協助《晨報副刊》(原為《晨報》7版,後單獨發行)開闢了『兒童世界』欄目,並先於7月25日發表了《寄小讀者?通訊一》。『在美3年中,寫成了29封寄小讀者的信。我原來是想用小孩子口氣,說天真話的。不想越寫越不像!這是個不能避免的失敗。但是我3年中的國外的經歷,卻因此能很自由的記了下來,我覺得歡喜。』

『越寫越不像』的《寄小讀者》於1926年出版,以其清淺可人的愛心童趣,為冰心贏得了最廣大的讀者群和最深遠的影響力。同年夏天,她回到燕京大學任教。

女主外 男主內

就在赴美的郵船上,冰心認識了小她1歲的另一位清華才子吳文藻—她後來的丈夫。『我在貝滿中學時的同學吳摟梅已先期自費赴美,寫信讓我在這次船上找她的弟弟、清華學生吳卓。我到船上的第二天,就請我的同學許地山去找吳卓,結果他把吳文藻帶來了。問起名字才知道找錯了人!那時我們幾個燕大的同學正在玩丟沙袋的遊戲,就也請他加入。以後就倚在船欄上看海閒談。』

在冰心回國之前,繼續留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的吳文藻,特地交給她一封寫給未來岳父母的求婚長信,其中鄭重表示,『我誓願為她努力向上,犧牲一切,而後始敢將不才的我,貢獻於二位長者之前,懇乞您們的垂納!』此時冰心的父親,已經是北洋政府海軍部代理總長。

吳文藻獲得博士學位後,接受燕大和清華兩校的聘任。燕大校方為了表示重視,把校內正在興建的二層洋樓,指定給冰心、吳文藻居住。這一年,冰心29歲,吳文藻28歲。

他們組建的是一個當時極其罕見的女主外、男主內的女權家庭。冰心後來回憶過自己的婚禮過程:『1929年春,我們都回到燕大教學,我在課餘還忙於婚後家庭的一切準備。他呢,除了請木匠師傅在樓下他的書房北牆,用木板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大書架之外,只忙於買幾個半新的書櫥,卡片櫃和書桌等,把我們新居的布置裝飾和庭院栽花種樹,全都讓我來管。我們的婚禮是在燕大的臨湖軒舉行的,1929年6月15日是個星期六。婚禮十分簡單,客人只有燕大和清華兩校的同事和同學,那天待客的蛋糕、咖啡和茶點,我記得只用去34元(以人民幣計算,以下同)!文藻就心滿意足的在他的書房裡坐了下來,似乎從此就可以過一輩子的備課、教學、研究著書呆子生活了。』

關於自己與書呆子丈夫之間的婚姻,冰心描述過幾件生動有趣的事情:1923年我剛到美國,照了相片寄回國來,以慰我父母想念之情。那張大點的相片,在我母親逝世後文藻就向我父親要來,放在他的書桌上,我問他:『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還(是)只是一件擺設?』他笑說:『我當然每天要看了。』有一天我趁他去上課,把一張影星阮玲玉的相片,換進相框裡。過了幾天,他也沒理會,後來還是我提醒他:『你看桌上的相片是誰的?』他看了才笑著把相片又換了下來,說:『你何必開這樣的玩笑?』

還有一次,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春天上午,我們都在樓前賞花,他母親讓我把他從書房裡叫出來。他出來站在丁香樹前目光茫然的又像應酬我似的問:『這是什麼花?』我忍笑回答:『這是香丁。』他點了點頭說:『呵,香丁。』大家聽了都大笑起來。

這樣的事還有很多:有一天冰心讓吳文藻上街給孩子買沙其馬,孩子不會說沙其馬,只說『馬』,吳文藻到點心鋪子裡也只會說買『馬』;冰心要買一丈『雙絲葛』做夾袍的面子,吳文藻到店裡卻說不出名字,想了半天說『羽毛紗』,店員只好給冰心打電話:『您要買一丈多的羽毛紗做什麼?』一家人為此哄堂大笑。父親謝葆璋調侃女兒說:『這傻姑爺可不是我替你挑的!』

老舍的兒子舒乙在《真人—冰心辭世十年祭》中曾寫道:『冰心先生的許多觀念與眾不同,而且直接表達出來。比如尊重婦女,夫婦兩人去拜訪她,男的歲數大一些,女的年輕一點,只有一張小凳可坐,男的先坐下來,冰心先生馬上讓男的站起來,要女的坐,叫男的在一旁站著說話。但她並不直接說明原由,客人當然明白,她是故意表示在她這兒婦女是第一位的,不管這位婦女有多年輕。』由此可以看出,冰心在婚姻家庭範圍內堅持女性優先於男性的女權思想,是始終如一而且不折不扣的。

默念『打死也不能說』

為了保證書呆子丈夫在學術事業上取得輝煌成就,冰心在家庭內外一直扮演著保駕護航的角色,尤其在政治方面,始終和丈夫共進退。有時看似吳文藻在前,但冰心必會亦步亦趨的跟在他身邊。不能不承認,在上世紀波譎雲詭的歷史變遷中,冰心的政治智慧遠超一般文人。

兩人在抗日戰爭期間雙雙步入政壇。吳文藻在重慶國防最高委員會當參事,負責研究邊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問題;而冰心則是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用冰心刻意放低姿態的話說:『文藻在國防委員會的同學勸他到委員會裡擔任參事……到了重慶,文藻仍寄居在城內的朋友家裡,我和孩子們住在郊外的歌樂山。那裡有一所沒有圍牆的土屋,是用我們賣書的6000元買來的。我把它叫做「潛廬」。我這個以「社會賢達」的名義被塞進「參政會」的參政員,每月的「工資」也只是一擔白米。』而事實上,是宋美齡以美國威爾斯利學院校友名義邀請冰心、吳文藻夫婦到重慶參加抗戰工作的。在冰心1947年4月發表的《我所見到的蔣夫人》一文中,也翔實記錄了自己與宋美齡的3次會見,地點都是蔣宋在重慶郊外的官邸。

吳文藻1946年年初,出任大陸駐日代表團政治組長,兼任盟國對日委員會大陸代表顧問。冰心一家因此在日本旅居了5年時間。其間,冰心夫婦一邊為國民黨政府提供公務服務;一邊與周恩來及中共地下黨保持秘密聯繫:『這時我們結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謝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團政治組的副組長,也是一個地下共產黨員。通過他,我們研讀了許多毛主席著作,並和大陸有了聯繫……這時美國的耶魯大學聘請文藻到該校任教,我們把赴美的申請書寄到台灣,不到一星期便被批准了!我們即刻離開了日本,不是向東,而是向西到了香港,在周恩來、羅青長的幫助下由香港回到了祖國!』

冰心一家回到北京,1951年秋。次年初夏的一個夜晚,周恩來在中南海接見了夫婦二人。關於此事,舒乙寫道:『吳文藻和冰心一家由日本秘密回國是由周總理親自安排的,安全部具體實施營救和迎接的。到北京後周總理專門為他們買了一所小房,在東單洋溢胡同,並暫時對外保密。周總理親自接見了吳先生和謝先生,詳細聽取他們的匯報,並一再叮囑,今日所說一切「打死也不說!」「文革」時造反派追問她,對周總理都說了些什麼,她始終保持沉默,不吐一字,心裡默念著周總理那句話「打死也不說」。』

老詩人邵燕祥也撰文回憶說:『記得當時有一位同為民主人士的詩人,抗戰期間也在大後方,曾對冰心所受的禮遇嘖有煩言,大意是說,冰心在重慶時還與宋美齡常有交往,連髮型都是「仿宋」的。不知者不怪,他不知道冰心是受周恩來也就是共產黨的委托,在山城陪都那樣複雜的形勢下,冒著「深入虎穴」的政治風險呢。在幾乎是不可抗拒的反右派鬥爭中,吳文藻先生被劃為「右派」,周恩來無力保護,卻還對他們夫婦親切勸慰。』

時任民族學院教授的吳文藻,1958年4月,繼冰心的三弟謝為楫、長子吳平之後被打成右派分子,冰心在參加全國人大福建團會議時,也因此遭到集體圍攻。危難之中,周恩來夫婦派小車把冰心接到中南海西花廳。『我一見到鄧大姐就像見了親人一樣,我的一腔冤憤就都傾吐了出來!我說:「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網右派,我們的思想都差不多,但決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我回來後向文藻說了總理夫婦極其委婉的讓他好好改造。他在自傳裡說「當時心里還是感到委屈和沉悶,但我堅信事情終有一天會弄清楚的。」1959年12月,文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1979年又把錯劃予以改正。』

吳文藻於1985年9月24日因病去世,享年84歲。1999年2月28日,冰心在北京醫院逝世,享年99歲。這位先後擔任過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名譽主席、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名譽主席、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名譽理事等多項職務的世紀老人,被冠以『20世紀中國傑出的文學大師,忠誠的愛國主義者,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的身份榮譽,在當代文人當中,極其罕見的享受到了黨和國家最高規格的葬禮哀榮。


周恩來總理與冰心於1962年3月在飛機上交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