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去上大學 難道就是為了不再回到家鄉

我們出去上大學,難道就是為了不再回到家鄉。

城市裡不同階層的新移民帶著鄉愁或鄉愿,離開了被霧霾籠罩的都市,回到了或溫情脈脈、或破敗不堪的家鄉。繼2015年的春節,王磊光的《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到2016春節黃燈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衰敗的農村做為一種怵目驚心的景觀,一次又一次的進入了我們視線,刺痛了我們,也掀起了無數反思與討論。

根據青年公社報導,與此同時,每年春節必然出現的類似於不久前彩虹合唱團《春節自救指南》的爆款話題則暴露出了另一種精神結構:以『七大姑八大姨』做為能指,所抒發的城市中產階層(或預備中產)對家鄉的鄙棄。

然而,我們如何不駐足於悲情與怨恨,讓『鄉愁』和『鄉愿』成為一種能動的力量,從而去一種彌合『鄉衰』與『城困』的可能性?2017年春節期間,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將陸續推出由知識份子、新工人、學生、鄉建者等不同主體所構成的城市新移民(或暫居者)的返鄉筆記,以期從不同視角激發新的思考,並試圖呈現一條從鄉愿、鄉愁到鄉建的艱難道路。

本文由西安外國語大學的一名畢業生韓蓉的來信和青年講師王昱娟的回信構成,來信中陳述了一個返鄉畢業生的苦悶:回到家鄉工作本是她的理想,卻被家鄉的親人釘在了『成功學』的恥辱柱上—『我們去讀書、去上大學,難道就是為了不再回到家鄉嗎?』這句振聾發聵的發問,如同八十年代轟動一時的『潘曉來信』一般,訴說出了一整個時代的精神困頓。

老師,您好!

我想您應該不記得我了,我是11級漢文的韓蓉,已經畢業一年多了。

其實給您寫這封信,心裡覺得挺不好意思的,特別是看到您以前給我發的郵件中所說的那些鼓勵的話,讓我覺得更加慚愧。當時給您寫那封信的時候,我還是大二學生,心裡在猶豫考研的事情,那段時間心情浮躁不能靜下心來複習,所以想找您傳遞點正能量,沒想到會收到您那麼長的回信,很感動,內容也讓我受到啟發,可遺憾的是,我最終還是沒選擇考研。

當年收到您回郵的時候,我還是很想考研的,一方面是想讀研考教資然後當老師,另一方面也想過讀了研之後看看是不是能留在西安工作。不過,暑假回家的時候跟家裡人商量這件事,家人說初中太難帶,高中壓力又太大,還是當小學老師相對輕鬆;另外在西安很難找到正式的工作,他們就提出要我畢業直接回老家,可以把我安排在公立小學教書。於是,畢業後我回到陝北,在鄉鎮小學當老師,也是我的母校。回家鄉既可以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又可以跟家人相互照應,還可以回報母校,本應該是件值得高興的事,可現在我才發現並不是這樣。

按說當老師是我的夢想,能回自己小學母校當老師更讓我高興,現在夢想實現了,我卻過得並不開心。回家後,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總有人明裡暗裡議論,甚至同學聚會、鄰居親戚閒諞的時候也時不時冷嘲熱諷。好像我回家回錯了,好像我讀大學變成了笑話,總之,他們就是覺得:『你念了一回大學,最後還不是回到這裡了,還不是和我們這些沒念過大學,甚至沒念過高中的人在一個地方。』回來的這些日子,聽到最多的就是『念書一點用都沒有!』我心裡知道這句話根本就是錯誤的,可是卻無力辯駁。我很困惑,難道,我們去讀書,去上大學,就是為了不再回到家鄉嗎?我在想,如果我的家就在西安、在北京或者上海,還會不會有人這麼說?

回到家鄉生活的經歷不那麼愉快,在母校當老師的過程也沒有預期中那麼開心。不光是同學、鄰居、親戚們非議,就連那些年長的老師們也時不時說:『上大學有什麼用,我們以前上個中專就當老師了。』我想要跟他們學習教學的方法,提高自己的教學能力,卻也總是被敷衍。雖然每次公開課總是被老教師們誇獎講得好,可我一點也開心不起來,尤其是明明知道自己還有很多不足的時候,就是沒人指點和幫助,甚至還有人說『差不多就行了,那麼認真幹啥?』好像大家都在混日子,好像家鄉的生活就應該停滯不前一樣。

剛剛工作時踟躕滿志的設想的『素質教育』和『魅力課堂』,因為種種原因一直難以實現,最後仍舊是按部就班甚至照本宣科。雖然這些年母校的變化很大,建築越來越新了,設施也越來越全面了,工作和生活反而找不到以前的美好感覺了。我現在最大的矛盾可能就是老拿記憶中的家鄉跟眼前的家鄉比較,也老拿家鄉跟西安比較,越比越覺得怪怪的。

一方面必須承認老家的經濟發展雖然也很快,但確實比不上西安。儘管我們鎮算是綏德第一大鎮,秦漢時期就興盛過,現在還有很多古蹟,可是看看鎮上的商場、娛樂場和高樓大廈,先不說品質,從數量上都還不如西安的一個區,所以我好像也能理解那些人對我的議論。可是從另一個方面來說,我之所以回家鄉,其實跟這些新的東西沒有多大關係,雖然之前是家人替我做決定,可我也是真心想回老家、真的喜歡當老師啊,而且能回到自己的小學母校,也是我從小的夢想啊!

家鄉的發展速度對我來說其實是一件很微妙的事。一方面我和其他人一樣,很清楚的知道我們鎮子跟大城市相比發展緩慢,甚至可以說是比較落後,可是另一方面,我又老是想起以前的事。前幾天寫了篇《在母校教書的日子》,裡面有一段回憶:『每次下雨天,都會帶著學生在校門口或教室門口等待家長來接,這時候,腦海中就不由自主的浮現出以前我父親或者我母親來接我的場景,記得最清楚的一次,是下雨天我父親騎著自行車來接我,我坐在前邊的橫杠上,雨不停的沖刷著我的臉,我幾乎睜不開眼睛,可那時卻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如果到家還能再吃上一頓炒土豆絲,簡直開心得可以飛起來了。』可能我是真的愛家鄉,不過愛的是記憶裡的家鄉。

可是現在怎麼辦呢?又不能回到過去,也無法適應當下。畢業一年多,去西安的想法一直都有,可總是想太多,總是沒有勇氣下決心。以前我覺得環境並不會改變自己,可如今看來並非如此;以前的我還有出去闖一闖的心,可現在逐漸變得膽小和懦弱,變得不敢再走出去了。近來一直在徘徊是走還是不走的事情,雖然決定明年去西安了,可是還是不確定呀,對未來的事情一片迷茫,而且充滿擔心,也害怕自己再次選錯路,害怕還是會後悔。

親愛的老師,您現在肯定也是每天都正能量滿滿吧,真懷念以前聽您課的時候,或許您可以幫我答疑解惑。

韓蓉

2017年1月13日

韓蓉你好,

首先謝謝信任,從三年前直到現在,給我展示你的生活軌跡,分享你的心路歷程。坦白說,我還滿惶恐的,如果我有一個小鄉村或者是小城鎮那樣的故鄉,或許我可以直接跟你大談『返鄉』,然而並沒有,像我這樣從出生便在『他鄉』,成長中又隨家人遷徙到不同地方,甚至很長一段時間都沒辦法好好解決『故鄉在哪裡?』的問題,可能正因為這樣,我以前總覺得一上來就跟人家談『愛故鄉』,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

那麼我也來跟你分享我的經歷吧,首先要回答你信中的那個問題:『如果我的家就在西安、在北京或者上海,還會不會有人這麼說?』我可以明確地告訴你:『會!』五年多以前,我和你一樣聽到過類似的話:『讀了博士還回西安工作呀?肯定是留不到上海!』不過,稍稍不同的是,我對這句話還蠻坦然的,我就說:『對啊,就是很難留上海,沒看好多博士為了留上海都去教中小學了嗎?』

『不想留上海』和『很難留上海』,都是實情,沒必要為了證明自己而將它們對立起來。不過這一點也就是自己心裡清楚,真正說起來,還是偶爾氣不過要給自己撐撐面子,於是有意無意就要透露自己『曾經有機會去英國留學,最後主動放棄了。』以此來給自己『不想留上海』背書,那意思就好像是『老娘連英國都放棄,還稀罕留上海!』這裡面最大的尷尬就是,你首先得證明自己有足夠的能力留在上海或者去更高級的地方,否則你就是灰溜溜的回家,哪裡還談得上什麼『愛故鄉、歸故鄉』?

我們這個社會的很多人,想盡辦法當北京人、上海人、廣州人,再不然至少也當一個直轄市或者省會城市的居民。這樣一來,如果你從城市回到鄉鎮,那簡直是開歷史的倒車,要被釘在『成功學』的恥辱柱上,如此便形成了一個『金字塔結構』。這個金字塔分層的標準其實是很單一的,尤其是在宏觀層面,譬如你所說的經濟發展,很明顯是考量某個地域是否『高級』的重要指標。當這種宏觀的邏輯替代了個體的感受,人們對『幸福』的衡量也變得越來越單一,顯然,『吃一盤土豆絲』比不上吃一份『麥當勞薯條』。

這個邏輯很流氓,但卻無處不在。究其原因,當我們生活中的一切都變成『多少錢?』的問題時,人們的『幸福感』也就變成了『消費和購買』。這種消費的實質是『對差異的需求』,而『差異』(或者毋寧說是『差距』)恰恰是金字塔結構的追求,我們毫無可能看到它的頂端。這麼說吧,除非你真的成為所有人的『人上人』(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樣的),否則永遠擺脫不了『鄙視鏈』,哪裡有什麼溫拿可言?堅持到底也還是魯蛇。

以此來看你返鄉後的經歷,似乎也驗證了『金字塔結構』的效應,你在故鄉遭到的非議,或許正是因為指向城市、一線城市、國際化大都市的價值觀左右了你的家鄉和你家鄉的人,它當然也指向我們自身。你看,我回到西安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恰恰是職業選擇,就是說,相比為了留上海而去中小學教書,我更願意回到西安當大學老師,後者對我來說顯然更體面,而這也是我近些年重新思考『返鄉』的切入點。

我當然也算得上一名廣義的『返鄉青年』,大學和讀博的時候,分別在『帝都』與『魔都』。很巧,都被問過『要不要留京/要不要留滬』的問題。但實際上,大家都心知肚明,要不要『留』的問題,更可能被『北漂/海漂』所替代,除非你『足夠優秀』,或者足夠『有辦法』。就是在這樣的普遍認識中,畢業時你能看到兩種『悲壯』的抉擇:一個是即便『博士畢業教小學/每天擠倆小時地鐵上下班/每月收入三分之一以上交房租或還房貸』也要在北京或者上海待著;另一個可能就是我這樣在大都市『高不成低不就』的,寧願兜一圈又回到家鄉,也不願被北京或者上海折疊。我以前總是腹誹前一種情況,覺得讀書、上大學的確讓我們離家越來越遠,直到拋棄故鄉成為大都會裡的陌生人。但這麼一來『返鄉』又似乎成為一種正義,讓人自我感覺良好,好在地域身份差異上扳回一局。

讓我開始反思的,是兩位朋友的話。其一是一位師兄,他畢業前跟我說:『如果我老家也像你們西安那樣,我肯定也願意回去。』其二是三年前帶了一個關於『返鄉青年』的論題去台灣參加題為『重返民間:從規範性論述到在地歷史解釋』的會議,一位老師問我:『從大都市回到地方上當然也是很好,但地方上難道就沒有許多問題嗎?』

第一句話正是這封信一開頭的意思,我幾乎可以想像,如果我的家鄉一所高校也沒有,我肯定是不會『返鄉』的,但也仍然不會『留京/留滬』,就像那位師兄,最終去了離自己家鄉比較近的一座小城市教大學。第二句話的答案無庸置疑,我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通信,恰恰說明故鄉並不是『田園詩/伊甸園』,不僅不是,或許還是『金字塔結構』的擁躉,一碰到『北上廣』、『美利堅』就變得自輕自賤、脆弱不堪。即便像西安這樣號稱有歷史文化底蘊的城市,也免不了自認落後,也免不了貼上『土氣』的標籤。說起來,這恰恰是這座城市特殊的地方,越是對比『北上廣』的『洋氣』,我就越覺得西安的『土氣』大有深意。究竟哪裡特別呢?恐怕還得從我的個人生活說起。

我現在生活的地方,就是你們以前讀書的地方,說好聽點是『大學城』,其實本質就是『城鄉結合部』。這大概是我的宿命,2000年讀大學的時候,我爸就感慨把我從西安的二環內送到北京的十環外了,昌平那個當年蕭條冷清的地方,如今房價也小三萬,可是我母校到現在都還沒通地鐵。

瞧,說起來我又拿『在北京讀過書』來給自己貼金了,然而我從來都用『昌平』而不是『北京』指代我的大學,實在是因為我的大學情懷,就只是『昌平認同』而非『帝都情結』。到上海讀博亦如此,雖然讀書第二年地鐵七號線通到學校門口,寶山那個地方根本看不出『魔都』的繁華景象,像一個鄉鎮,像海上孤島。長安街、淮海路、王府井、靜安寺,都離得很遠很遠,彷彿從來沒在我的求學生涯裡出現過。

如今工作和生活的長安區也是一樣,十二年前我第一次到這裡讀研,剛剛建成的校園立在一片村子裡,大學生的消費帶動了村莊的發展,十幾年過去,你們給周圍起名叫『居安(村)國際』、『康杜(村)國際』,好像證明了這裡今非昔比,但實際上呢?除了小飯館比以前多了,教師公寓蓋到第三期了,似乎也沒有太大的變化,基本上還保持著鄉村的生活形態,熟人社會、消遣經濟。最大的變化或許是潏河水少了、霧霾遮南山了,人比以前多了,傳言村莊要拆了。

我有時候很羨慕有『老家』可以回的人,尤其前陣子西安霧霾爆表,院子裡有孩子的家庭都早早訂了寒假回家的票,就等放假逃離西安。我兒子已經跟他的兩位小夥伴告別了,到了過年的時候,這個院子就要空一大半。我們哪裡也不去,因為西安就是我們絕大多數親戚朋友生活的地方,儘管我也不是出生在這裡,而且迄今為止在這兒生活的時間還沒超過二十年,卻不妨礙我把這座城市指認為故鄉,我想這正歸功於『城鄉結合部』。你信中說自己對故鄉的情感是夾在『過去的美好記憶』與『如今的殘酷現實』之間的,所以才有這麼多的痛苦與迷茫,而我對西安的故鄉認同也是夾在『快速發展的都市』和『緩慢滯後的鄉土』之間的。

我是近些年開始關注『鄉建』和『返鄉青年』的,最初的機緣是做博士論文,從賈平凹的小說《土門》裡跳出來,一頭紮進『城中村』,做了一年多的田野調查,寫了一篇看起來不曉得是文學還是社會學或者可以叫『都市民族志』的論文。論文寫得很糟我不想說,然而更糟的是我拋出的那兩個當初看起來無比新鮮美麗的詞彙,現在看來卻有點尷尬,一個詞是『緩慢城市化』,另一個是『城市鄉土性聚落』。

這個『緩慢城市化』不是『緩慢的城市化』,後者是與我們這些年追求的『快速的城市化』相對的、具有『貶義』(不拉動GDP)的詞,一字之差意味著我對『緩慢城市化』寄予厚望,希望它能抵抗『快速城市化』給人帶來的不安、躁動、欲求不滿、空虛寂寞,它造成了空間的『停滯』,讓人們的生活減速—如果全面的『城市化』不可避免,至少讓這個過程不那麼痛苦。

我很確定,這與『慢城』並不相同,也不是『逆都市化』,比起中產趣味,我更傾向於用『城市鄉土性聚落』來達成『緩慢城市化』。三年前你寫給我的信裡就說我是一個充滿正能量的人,上封信裡又說了一遍,或許你想表達的應該是我是一個『熱情』的人吧?除了性格之外,我想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我的成長環境了。我雖然幾乎沒有鄉村生活的經歷,卻對『熟人社會』一點也不陌生,到現在回娘家的時候,在家屬院門口叔爺姨奶還齊齊招呼:『老王家閨女帶娃回來啦!』同樣,我媽周末來我這兒的時候,帶孩子遛彎也有人一路打招呼:『小駿姥姥來啦!』

無論是城中村、家屬院、弄堂、四合院,相近的生活水準和相對緊密的人際關係決定了這些生活環境中的人心態上沒有太大差異,也就少有價值判斷上的高下之分。有意思的是,正是因為這種『城市鄉土性聚落』的人際特點,才會有我們『返鄉』遇到的非議,對私人生活的過分關注和評價,或許是『鄉土之弊』,可我們向鄉村要『私人生活』,轉頭又批評城市缺乏『公共生活』,不是很矛盾嗎?就像你一邊懷念『過去單純美好的小幸福』,一邊又覺得家鄉的發展比不上西安,當我們的感覺被分裂為『個體生活』與『公共意識』兩個對立起來的層面時,『返鄉』必然被割裂成『身體』和『精神』兩個層面。就算早已意識到『金字塔結構』給我們帶來的『共難心理』,仍然對切實發生的『故鄉的消逝』束手無策。

從聯排平房到單元樓再到電梯直通地下車庫的點式高層,熟人越來越少,公共生活也越來越少,我想要維繫的那個『城市鄉土性聚落』和『緩慢城市化』毫無疑問遲早要被『快速城市化』吞噬,當這座城市人們都退縮回『個人生活』而不再對公共領域發生興趣時,城市和鄉村的邊界就越來越明顯,前者遲早將後者啃噬得骨頭也不剩。

身處『城鄉結合部』,我或許正在見證這個過程。就像我七年前調研的三個『城中村』早已在『上樓運動』中變成普通的居民小區,並終將變成陌生人社區。『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這可能就是身在城市的我,最深刻也最蒼白的『鄉愁』。

你在小鎮,我在城鄉結合部,小鎮和城鄉結合部各有各的問題,你和我卻有共通的問題:回到故鄉的我們能否擺脫被嘲笑的荒誕?能否掙脫『金字塔結構』的桎梏?能否真正懷有『返鄉』的自信?除了個體生活,能否在公共層面認同和建設『故鄉』?倘若我們既不把『故鄉』當成『欠發達地區』,也不把『故鄉』變成『生活中的小確幸』,或許應該對它抱有這樣的認識:

高密東北鄉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醜陋、最超脫最世俗、最聖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莫言《紅高粱》)

還有什麼比這更深情嗎?『愛故鄉』正是在這樣的『悖論』中展開,放棄幻想並非與懷抱理想對立,『反抗』或者『闖一闖』的關鍵也可能並不在where,而是what或者how?因此,要不要來西安,或許並不是最關鍵的,為什麼『返鄉』才是。

王昱娟

2017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