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探密/清朝如何用20萬人 推翻1億人的大明 

明《平番得勝圖卷》,可以看到圖上明軍騎兵的頭盔正是清朝八旗的避雷針樣式,身上的鎧甲也和清軍的很相似,因為清朝的武裝實際上是繼承自明朝。或者說明末天下無敵的「滿洲大兵」不過是猴版的「山寨」精銳明軍。事實上所謂八旗服飾,本質上就是在明代衛所兵士和家眷服裝的基礎

努爾哈赤的「偉業」,倚靠的並不是清代官修史書裡面吹噓的「十三副鎧甲起兵」,或者是天命所歸,而是其父、祖長年當「帶路黨」攢下的「人品」,正好被他承受了遺澤,讓他能夠在馬市上得到足夠的貿易利益,從而有足夠的資源,用他在李成梁府中所學習的明朝正規軍事知識來建立一支「新明軍」。

根據鳳凰網報導,單純的茹毛飲血並不能帶來軍事層面的視死如歸,只有用制度化的手段榨盡民眾的最後一滴血汗,全部供養一支職業化的武士團體,才能夠保障八旗這個軍事集團完成從「搶西邊」(當時後金對進攻明朝搶掠物資、人口的稱呼)到入主中原的進化。
和網上一些人說的不一樣,清太祖努爾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極並不是文盲。

明末大儒黃道周在《博物典匯》卷20《四夷》一文中寫道:(努爾哈赤)讀書識字,好看三國、水滸二傳,自謂有謀略。

按照薩爾滸之戰中被俘的北韓人李民寏的記述:聞胡將中惟「紅歹」僅識字雲。(李民寏《建州聞見錄》)「紅歹」是清太宗皇太極名字的另一個音譯,帶個歹字,正經帶著歹意,濃濃的鄙視。

二把刀老師教出的一群評書愛好者

李民寏的說法來自道聽途說,不那麼準確,起碼創制滿文的額爾德尼和噶蓋,都是熟悉蒙古文和漢文的大臣,這一點,明人談遷在《北游錄》裡就有佐證。

當然,清朝的太祖、太宗和王公貝勒們漢文水平不高也是事實,因為他們的老師也只能算是個「二把刀」。

北韓人記載:(萬歷二十年)俺差人楊大朝入虜中,見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龔正六(吳音同陸,其名字應該為龔正陸),年少客於遼東,被搶在其處,有子姓群妾,家產萬金,老乙可赤(努爾哈赤的北韓稱呼)號為師傅,方教老乙可赤兒子書,而老乙可赤極其厚待。虜中識字者,只有此人,而文理未盡通矣。(吳晗:《北韓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大陸史料》)

邊疆小部落的小人物,大明朝廷是不關注的,但是這個龔正陸卻是皇太極的啟蒙老師,雖然說「文理未盡通」,教學生考不了狀元,識文斷字卻應該錯不了,而他平時還為努爾哈赤的弟弟、諸子講《三國》、《水滸》,乃至歷代故事,卻實實在在為文化程度不高的建州核心層開了眼界。

換言之,大清朝開國的創業團隊,是用評書、話本小說武裝起來的頭腦。

看起來有點野蠻是嗎?其實這也是明朝軍隊的一般水準。

西元1615年,努爾哈赤正式建立後金政權的前一年,在都城赫圖阿拉的高地上建起了七座廟宇,其中確實可考的有「堂子」(薩滿教)、地藏寺(佛教)、玉皇廟(道教)、文廟(儒家)、關帝廟(算道教)。

《三國演義》裡的關老爺獨得尊崇,甚至傳說在鬧瘟疫的時候顯靈。

清朝人姚元之在《竹葉亭雜記》裡記載:(明朝)又與以觀音、伏魔畫像,伏魔呵護我朝,靈異極多,國初稱為「關瑪法」,「瑪法」者,國語謂祖之稱也。伏魔大帝就是關羽、關公,清朝立國初年,直接管他叫「關瑪法」,也就是「關爺爺」。

明朝武將們也和滿清貴族一樣迷關公

得益於《三國演義》的流行,天下神祠的香火沒有比關公廟更盛的,上至王公貴族,下至販夫走卒,無不尊崇。大明朝也終於在萬歷四十二年(1618年)封關公做了「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南宋的大忠臣岳飛,都被派給他當了三界馘魔元帥。
明朝的將軍們文化程度也不比努爾哈赤高到哪裡去,對於這位四處顯靈的尊神更是崇拜得不得了,甚至在壬辰抗倭援朝戰爭中,把關老爺扛到了北韓。

北韓《李朝實錄.宣祖實錄》裡就記錄了一個故事:駐扎在北韓的明軍將領們自發捐錢修了一座關公廟(此時還沒有封帝,官方叫法是漢壽亭侯廟),明朝的將領對李朝官員一通吹,這神仙如何靈驗,所謂「多言關王靈驗之事,而涉於虛誕,不敢一一陳達矣。」

廟修成了,明朝的諸位「天將」(北韓人自己說的)要求北韓國王必須在關公生日那天來祭拜,北韓人估計是《三國演義》看得少,不想去,把丘八們惹急眼了。

今日臣德馨議於唐官,則彭中軍等以為:「諸老爺必行四拜禮,國王看他行禮何樣,一樣行之為可」雲。

反正一句話,明朝的天將老爺們怎麼磕頭,你這國王就得怎麼磕,反正不磕是不行的。

最後,北韓國王終於照著明朝爸爸們的要求走完祭祀的流程,賓主盡歡,事後北韓人感慨:至於天將,則極其尊敬,四孟歲暮及其生辰,皆遣官致祭。

想想,這就是一群大明朝一二品武官的德行,像戚繼光這種文武全才,在大明的軍界實在是鳳毛麟角,剩下的大多比努爾哈赤差不了多少,拿《三國演義》當兵書看的層次。

對了,說到關公在明清的際遇,計六奇在《明季北略》記錄的一個段子不得不提:康熙三年孟夏四日,先君子曰:「予壯年時有華道士雲:「江右張真人北都建醮,伏壇久之,見天上諸神俱不在,惟關聖一人守天門而已。」」

張真人問:「諸神安在?」

關聖人曰:「今新天子出世,諸神下界擁護矣。」

張真人曰:「聖何不往?」

關聖人曰:「我受明朝厚恩,故不去。」

時神宗季年,天下猶晏如不信其說。至是始驗。

殊不知,那些曾經對關聖人的忠與義頂禮膜拜的明朝重將們,這時候早刮了頭髮,留起了辮子,為新天子屠殺同胞去了,可見這娛樂小說再有影響力,也不能當核心價值觀用。

努爾哈赤發家靠的就是給明朝軍隊做「帶路黨」

努爾哈赤的祖父和父親死於明軍之手,在他起兵攻明的檄文「七大恨」裡就有提及。

但是他沒有說,他祖父叫場(明人音譯,清人稱覺昌安)、父親塔失(明人音譯,清人稱塔克世)之前是女真部落首領王杲的部下,還是姻親關係(王杲即努爾哈赤外祖父阿古都督),後來被遼東總兵李成梁誘降,當了「帶路黨」(還是砍親家、岳父的……),幫明軍攻殺王杲,這是這對賢父子第一次當帶路黨。

在明軍攻入寨子之後,未成年的努爾哈赤險些被誤殺。

(萬歷二年)時奴兒哈赤年十五六,抱成梁馬足請死,成梁憐之,不殺,留帳下卵翼如養子,出入京師,每挾奴兒哈赤與俱。(姚希孟《建夷授官始末》)

這個「卵翼如養子」到什麼時候呢?

康熙朝徐乾學修《葉赫國貝勒家乘》中說:壬午,十年,秋九月,辛亥朔,太祖如葉赫國,時上脫李成梁難而奔我。

也就是說到萬歷十年,努爾哈赤在李成梁手下幹了8年,轉年,明朝又是一次大征伐,這回李成梁打的是塔失(塔克世)的小舅子,王杲之子阿台,可惜帶路黨沒當好,叫場(覺昌安)在寨中被燒死,塔失被明軍誤殺。

李成梁見努爾哈赤一次性喪祖、喪父,估計考慮到幾次帶路的香火情分,就把寨中獲得的20道敕書和20匹馬給了他,又讓他承襲建州左衛都指揮使的世職。

馬就不說了,敕書是進行朝貢貿易的憑證,沒有這個東西,鐵器、糧食、布匹是沒得買的,這些都是謀生活命的必需品,因此,敕書這玩意兒在女真各部中非常值錢,誰有敕書,誰就擁有了物資,誰也有就擁有了權力。

在很長一段時期裡,李成梁這個「幹爹」的支援讓努爾哈赤的腰桿子無比之硬,更不用說什麼殺父之仇了。萬歷十九年,葉赫部納林布祿威脅要討伐他時,他就曾反唇相譏:昔我父被大明誤殺,與我敕書三十道(注意:多吹出1半),馬三十匹,送還尸首,坐收左都督敕書,續封龍虎將軍大敕一道,每年給銀八百兩,蟒緞十五匹。汝父亦被大明所殺,其尸骸汝得收取否?(《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1)

翻譯一下就是,我爸爸被大明誤殺以後,給我敕書、馬若幹,還把尸首送還,讓我當了左都督,還被明朝封為龍虎將軍,每年給錢給物,你爹也被大明殺了,撈著收尸了嗎?

這話裡濃濃的炫耀勁兒,看得我尷尬癌都要犯了,這還是清朝口口聲聲說的「十三副鎧甲起兵」的抗暴英雄嗎?怎麼感覺和抗戰劇裡倆偽軍頭子爭寵似的。

說到底,努爾哈赤的「偉業」,倚靠的並不是清代官修史書裡面吹噓的「十三副鎧甲起兵」,或者是天命所歸,而是其父、祖長年當「帶路黨」攢下的「人品」,正好被他承受了遺澤,讓他能夠在馬市上得到足夠的貿易利益,從而有足夠的資源,用他在李成梁府中所學習的明朝正規軍事知識來建立一支「新明軍」。

八旗軍的戰鬥力恰恰來自學習文明,而非所謂的野蠻、血性

現實是,由於努爾哈赤所屬的建州左衛並不是真正深山老林中的漁獵民族,早就在長期的農耕和貿易中逐步漢化,明朝的《東夷考略》記載:建州、毛憐裔出渤海,居處飲食有華風。海西系黑水裔,其山夷以山作窯,即孰女真完顏種。

北韓的鹹鏡道曾經長期有大批的建州女真居住,所以北韓官方為了蠶食這片原屬明朝的土地,對於當地的建州女真做過非常細緻地調查。

他們發現建州女真開始以村莊的方式居住,並且出現了打破血緣部落混居的情況,而且相互通婚,從事農耕、蓄養牛馬。

同時,除了與明朝的馬市之外,建州女真還與李氏北韓互通有無,進行小規模的貿易,用東珠、人參、毛皮等物換取生活必須品。

而真正將建州女真和其他被征服的女真部落聚合在一起,以「國家」為單位進行這種貿易行為的,正是努爾哈赤。

在《滿文老檔》中記錄了大量的努爾哈赤關於種地的所謂詔諭,其實也都是大白話,可以發現努爾哈赤對於農活的了解很「專業」。

不僅是對種地如此「專業」……後金政權甚至對於境內的每一棵果樹都進行登記,果木、出果量都記錄在案,責任具體到某個具體的旗丁或包衣,如果上交數量不足額度,責任人要受到鞭打甚至斬首的懲罰。

這種嚴刑峻法,在八旗軍的軍法上表現更是突出。

萬歷四十八年正月壬寅,熊廷弼疏有雲:奴賊戰法,死兵在前,銳兵在後。死兵披重甲,騎雙馬衝前。前雖死而後乃複前,莫敢退,退則銳兵從後殺之。(《明實錄》)

也就是所謂的後隊斬前隊,明軍軍法也有。

明人陳仁錫在《陳太史無夢園初集.山海紀聞》中寫道:其有受令攻城不克與摧堅而不陷者,領兵之頭目,輕則戮及本酋,重則闔家並斬。十人臨陣,則以二人堅(監)之,持萬字鋼斧於其後,稍有退怯回顧者,即以斧擊之,回軍而驗有斧痕者,死無贖。

類似的還有北韓人的記錄:臨戰則每隊有押隊一人,配朱箭,如有喧呼、亂次、獨進、即以朱箭擊之,戰畢檢驗,背有朱痕者,不問輕重斬之。

這是連坐制和督戰隊。

此類嚴刑峻法,在明軍中一樣存在,甚至比這些規定還要綿密,動輒就是插箭游營或者斬首,但是隨著軍隊中關係的盤根錯節,除非是一流名將如戚繼光等人,否則無從真正執行。

反倒是剛剛興起的後金軍隊,由於全軍上下都是努爾哈赤家族的「奴才」,自然生殺予奪,令行禁止。

當然,等到皇太極之後,八旗利益格局基本成型,這套嚴酷、簡單、粗暴的軍法,也就逐步廢弛了。

紀律、組織,當然不是文明的特產,但是制度化的軍國主義化,就是文明獨有的能力,純粹的游牧帝國並不具備這種特質。現實是,單純的茹毛飲血並不能帶來軍事層面的視死如歸,只有用制度化的手段榨盡民眾的最後一滴血汗,全部供養一支職業化的武士團體,才能夠保障八旗這個軍事集團完成從「搶西邊」(當時後金對進攻明朝搶掠物資、人口的稱呼)到入主中原的進化。

當然,一個最高領導人唯讀得懂《三國演義》的政權最終覆滅明帝國,無疑是中華文化的悲哀,但又是文明轉型期無可逃脫的宿命,只可惜,其影響,至今仍無法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