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停看聽/蘭台說史•傳統中醫有放血療法?別被偽中醫騙了

 

你首先要聽到那化生萬物的四個跟:照燿的宙斯(Zeus),養育的赫拉(Hera),愛多紐(Aidoneus),以及內斯蒂(Nestis),它的淚珠是凡人的生命之源。

——恩培多克勒(西方哲學原著選讀,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41頁)

 

2017年11月16日一微博博主曝光乳腺癌患者謝某,為做「完整女人」拒絕手術而到廣州一家名為慈醫閣的「中醫館」接受放血治療。一個月後謝某重度貧血陷入病危,身體潰爛,無法手術和化療,最終被正規醫院下達病危通知書。

視頻曝光的慈醫閣「中醫館」使用火罐進行放血治療

該事件一經曝光,立刻又在互聯網上引發了中醫究竟靠不靠譜的爭議。稍後,我網健康頻道(鳳凰健康)又請到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中醫醫院針灸科的副主任醫師,就「放血療法」打臉偽中醫。(啥病都能「放血」?中醫大夫打臉偽中醫

那麼,究竟甚麼是「放血療法」?該事件中的放血療法究竟是不是傳統中醫的治療方法之一。我們追根溯源,看看「放血療法」的昨天、今天與明天……

 

 

現代醫學對「放血治療」的定義

「放血療法」或著說「放血治療」在英語中被通俗地稱為bloodletting/blood-letting,即blood-血、血液,let-流出、排出,牛津英文字典(Oxford Dictionary)的解釋為「The surgical removal of some of a patient『s blood for therapeutic purposes」(通過外科手術/操作的方式排出一部分患者的血液以達到治療之目的)。

韋氏英文字典(Dictionary by Merriam-Webster)則解釋為「Phlebotomy」,此詞是bloodletting的醫學術語形式的同義詞,由希臘語原的「phlebo-」靜脈和「-tomy」切除構成,該詞條目的解釋為「the drawing of blood (as by venipuncture) for transfusion, apheresis, diagnostic testing, or experimental procedures;NOTE: Phlebotomy was once widely used to treat many types of disease but is now limited to the treatment of only a few conditions like hemochromatosis and polycythemia vera .- called also venesection」(採用諸如靜脈穿刺的方法採集血液供輸血、血漿置換、疾病診斷或實驗的過程;註意:历史上亦曾廣泛使用本方法治療疾病,目前則只用於血色素沉著癥、真性紅細胞增多癥等少數情況下的治療;亦被稱作「venesection」)。

 

驗血也是現代醫學中的「放血療法」之一

通過英語世界兩大權威字典的解釋我們可以知道,現代醫學中的「放血療法」包括不僅包括了狹義上的「放血」,「採血」、「驗血」、「透析」等多種醫療方法也歸屬於「放血療法」的範疇。這與漢語語境中那個看似簡單的「放血」有很大的區別;因此,不能將大眾口頭語中的「放血」,與現代醫學中的「放血療法」混為一談。見於大眾對「放血療法」的望文生義,筆者認為對於「放血治療」的內涵及發展進行梳理從而更好地以歷史的、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它,是大有裨益的。

最早的「放血療法」源於西方

古埃及莎草紙醫書《埃伯斯伯比書》(Ebers Papyrus)中兩處劃割皮膚放血的記載,證明「放血療法」大約在公元前15世紀的古埃及就已經存在。[1]到了公元前5世紀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時代,放血療法已經日臻完善,這一發展主要得益於體液學說(Humorism)的成熟。

 

西方藝術作品中的「放血療法」

體液學說脫胎於古希臘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的四根說(The four elements)。四根說認為自然界的一切物質都由「地、水、火、空氣」四種基本元素構成,四種元素不生不滅,在「愛」(Love )與「恨」(Strife)的推動下,四種元素按照不同的比例聚合、變化從而構成了整個自然界中的存在(being)以及存在間的變化/運動。

 

與東方傳統醫學講究「陰陽五行」類似,西方古典醫學源於「陰陽四根」

隨便說一句,四根說也是後世占星術的起點,只是將「地、水、火、空氣」換成了更容易讓大眾認知的「土、水、火、風」。

與四根說類似,體液學說則認為人體由四種基本體液組成,它們是痰液(phlegm)對應四根中的水、血液(blood)對應四根中的空氣、黃色膽汁(Yellow bile)對應四根中的火、黑色膽汁(black bile)對應四根中的地。體液間的平衡帶來健康,某一體液在體內過度蓄積則引起疾病,因此通過放血排除過多蓄積的體液便可以使體液間重新恢複平衡。[2]

 

在四根說基礎上,演化出的古典西方醫學的「體液學說」

受體液學說的影嚮,到公元1-2世紀,古羅馬醫師蓋倫(Claudius Galenus)盛贊「放血療法」可以排除那些過多而需要被平衡的體液以穩定情緒、減緩心率、控制炎癥。由於蓋倫的熱情與其權威性,「放血療法」不僅在羅馬帝國晚期成為了廣泛接受的「常規」治療,更統治了整個西方古典醫學界直到文藝復興時期。[3]

值得指出的是中世紀期間,在蓋倫學說的支配下西方古典醫學的理論並沒有過多的發展,但在實踐中放血療法已經從早期肘部、膝蓋、四肢等淺表部位通過割劃、刺破皮膚等方法放血逐漸發展並統一為割破靜脈放血。

文藝復興、啓蒙時代帶來的自然科學、解剖學複興雖然摧毀了希波克拉底-蓋倫統治的西方古典醫學系統。但直到19世紀早期以割破靜脈放血為主要方式的「放血治療」卻仍視位各種感染性疾病和中風的主要治療措施。[4]

歷史上「放血療法」就備受質疑

在「放血療法」從公元前到19世紀的應用中,也有很多對其療效的質疑,這些質疑最終導致放血療法演變為有嚴格適應癥的現代治療技術。公元3世紀,即蓋倫提倡下放血療法大普及的時代,出現了對於大量放血造成的失血以及放血劃割過程中損傷肌腱、韌帶和神經的質疑。[5]而中世紀的文本中則記錄了「放血療法」的諸多「禁忌癥」如:滿月不能放血,某些固定的月份和某些特定的癥狀不能放血[6]

 

嘔吐藥、灌腸以及放血,曾是基於「體液學說」發展而來的西方古典醫學的三板斧

上訴禁忌一方面可以解釋為「放血療法」自身的理論化、完善化,然而其背後卻暗示著治療無效。正是因為經歷了長達千年的失敗實踐,西方醫療工作者,開始在近乎「完美」的體液平衡理論下,用另一套體系來對其進行解釋,希望維護體系的權威性。

由此,一步步開啓了現代醫學的「新世界」。

對「放血療法」的質疑間接產生了現代醫學

19世紀中葉法國醫生皮埃爾·路易斯(Pierre Charles Alexandre Louis)首次採用統計學的方法對接受放血治療的肺炎患者進行了療效分析,結果自然更加「科學地」加強了對「放血療法」的懷疑。[7]

 

現代醫學的人體解剖糢型圖

同時代兩位偉大的細菌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與科赫(Robert Koch)通過自身的發現證明了感染性疾病是由於微生物感染所導致的而絕非甚麼體液失衡。[8]

隨著現代病原學、病因學的建立,「放血療法」的「神話」終於被摧毀。

現代醫學中的「放血療法」原理

以現代醫學的角度回顧西方傳統醫學中的「放血療法」,除了對其历史非科學性的質疑,也需要解釋其如此長時間存在的原因–「放血療法」的「療效」。

历史上炎癥或熱病是「放血療法」治療應用最多的疾病,現代醫學認為炎癥是擁有血管系統的生物以血管內容物(血漿、血細胞及各種生物大蛋白)離開血管進入血管外組織的防禦性過程,

血管内容物在血管外组织的蓄积导致炎症部位的“红肿热痛”(中文“炎症”与英语inflammation包含的烧灼感)。

發明了聽診器的法國名醫雷奈,也是歷史上著名的「放血療法」擁躉

通過放血,特別是17-19世紀一日內多次、大量的放血,血管內容物自然會隨著血液的流出而減少進而緩解炎癥「紅腫熱痛」的程度。

另一方面,「中風」也是現代「放血療法」的適用癥。現代醫學認為所謂的「中風」是由於腦部缺血或出血性損傷導致的以頭痛、嘔吐、意識障礙等為主要癥狀的疾病,其中出血性損傷(腦溢血、蛛網膜下腔出血)引起的中風較缺血性中風更加驗證了放血的療效——出血性損傷的重要誘因之一即是高血壓,而通過放血,的確能降低血壓。

而中風本身(特別是出血性中風)也會引起高血壓,故而通過放血減少人體血液循環中的血液容量對於疾病的控制和病人情緒的穩定(失血帶來的鎮靜效果),不能不說是有一定作用的。

 

現代醫學認為產生中風的兩種原因,其中「出血性中風」比較適合用「放血療法」的治療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如果抓住「放血療法」過程中血液的丟失這個最核心的改變,便不難理解為何在今天「放血療法」仍然被作為血色素沉著癥、真性紅細胞增多癥等以血液、血細胞或血細胞代謝產物在體內過多生成/蓄積之疾病的重要治療措施。

但是需要指出–這種與體液學說辯證法式的相似性並不能說明體液學說的前瞻性與權威性,相反,它們二者之間除了文字表達的類似之外,其背後一則以體系化、理性主義和分析哲學為指導,一則以經驗主義、實驗和歸納哲學為指導,這一個本質的不同是尤其需要強調的。

傳統東方醫學中的「放血療法」

回到文章開頭的事件,在簡要回顧了西方古典醫學系統下的「放血療法」後,筆者認為有必要簡要梳理一番「放血療法」和東方古典醫學(即中醫)放血的關系。

首先,中國古典醫學的放血要晚於西方古典醫學的放血,上文已經提及,公元前5世紀的希波克拉底時代作為放血療法理論準備的體液學說已經成熟而希臘世界中放血療法的實踐也開始普及。

反觀中國,直到現存最早的約公元前2世紀入土的馬王堆帛書、醫書中尚沒有出現後世所熟知的「氣-陰陽-五行」與「髒腑-經絡」系統。

 

《足臂十一脈灸經》

馬王堆時代的中國古典醫學理論尚且保留有樸素唯物主義的基於簡單的解剖的「脈-溫」理論,該理論主要依據的文獻為《足臂十一脈灸經》和《陰陽十一脈灸經》,前者成書日期早於後者,在它們的描述中人體主要由全部(《足臂》)或絕大部分(《陰陽》)從四肢肢端往肢體或頭部行走的「脈」或者「溫」組成,每一「脈」或「溫」負責其走形部位的防衞,而疾病的發生主要是由於外來邪氣侵入、滯留與「脈」或「溫」中所致。[9]

因此,採用砭石在足背、膕窩(膝蓋正後方的解剖位置)切開表淺靜脈以排除「脈」或「溫」的疾病就可以治療疾病。

不難發現,馬王堆理論中的「脈」或「溫」尚不具備後世中醫「經絡」學說的形而上和神祕主義色彩,而是有很強的唯物主義。因為將之與《黃帝內經·靈樞·經脈篇》對比,就可以發現內經體系的「經脈」和「脈-溫」的走形、起止點均有很大不同,「脈-溫」的行走和體表表淺動靜脈分布有更強的相關性。

 

現行版本的《靈樞》並不全是戰國時代留下的重要醫學文獻

就治療來說,內經體系對於疾病的認識雖然仍然保留了外邪入侵這一概念,但是治療上已經將簡單的放血變成了對神祕化經脈系統中執行的氣血分布進行再分布的「精細」操控,粗狂的砭石也逐漸被淘汰,並代之以基本難以大量出血的針刺。

除此之外,對於放血所帶來的血液損失,也被內經體系認為是對體內運輸精微物質、濡養機體的氣和血的嚴重損害,並不符合傳統中醫醫理,進而逐漸被後世的中醫拋棄。

所以目前民間流行的「放血療法」既不屬於西方的經典「放血療法」,也不能稱之為傳統東方醫學中「放血療法」。

結語

從實踐來看,民間的放血似乎是一種以體液學說理論為依據,但採取了相對溫和的點刺加拔罐負壓吸血方式的放血。

而這些放血醫療器具和方法起源於阿拉伯地區,在蒙古西徵的時代傳入中原地區。無獨有偶,現在通行的《靈樞》版本,成書於宋末元初,也與繼承與發展「體液學說」的阿拉伯西醫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傳統中醫的治療方法中可沒有「拔火罐」一說

以與中醫五行貌似的「體液學說」為玄妙的醫理,以簡易可見又有神祕感的外域醫具為器械,不僅迎合了大眾對於理解簡單理論的要求,又規避了大靜脈切開放血帶來的強烈感官恐懼,這樣一種中西雜糅、掛羊肉賣狗肉的東西,其實用性究竟如何?

筆者以為,這是不言而喻的了。

參考文獻:

 

[1] Schneeberg, N.G. (2002) A twenty-first century perspective on the ancient art of bloodletting. Transactions & Studies of the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Philadelphia, 24, 157-185.

[2] Jouanna, J. (1999) Hippocrates.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ore & London, pp. 159-160.

[3] King LS. Medical thinking: a historical preface.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228.

[4] Turk, J.L. & Allen, E. (1983) Bleeding and cupping. Annals of the RoyalCollege of Surgeons of England, 65, 128-131.

[5] Pelczar, M.E. (1996) Vascular access: an historical review. Asepsis 3rd Quarter, 18, 9-13.

[6] Dingwall, H. (1995) Surgeons, Surgical Training and Practice, Physicians, Surgeons and Apothecaries. Tuckwell Press, East Linton,Scotland. p40

[7] Hosgood, G. (1991) Bloodletting: the old and the new.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Veterinary Medical Association, 198, 238-239.

[8] Kerridge, I.H. & Lowe, M. (1995) Bloodletting: the story of a therapeutic technique. The 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 163, 631-633.

[9] Jr E D. Bloodletting in early Chinese medicin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origin of acupuncture.[J].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1980, 54(3):33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