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探密/中國古代如何「以孝治天下」 先秦有不孝罪

  • 本文摘自:《安徽日報(農村版)》2017年04月07日11版,作者:佚名。

    本文摘自:《安徽日報(農村版)》2017年04月07日11版,作者:佚名。

大陸新聞中心/綜合報導

秦漢以降,國家立法便將這些『不孝』內容具體化、法典化。在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朝法律簡文中,有不少對於『不孝』行為的定罪。

根據鳳凰網報導,孝道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大特色,其受重視程度之高、影響社會之深、延續時間之久,為其他民族文化所罕見。

『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狹義的孝道指標對父母的道德行為,而廣義的孝道則延及父母之外的長上之親。孔門弟子有若說,孝悌是『為仁之本』,在諸多倫理道德中,孝道是最基本的。儒家認為,孝可以使人們之間互相親愛。而相互親愛的族群,道德底線明確,統治者易於駕馭:『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孝道總體上有利於社會和國家的安定。無論是國家危難,還是天下承平,統治者選擇賢臣良將的路徑大都是『求忠臣於孝子之門』。

孝道不因身份高低貴賤而有所差異,凡天下之人,同此一德。漢朝皇帝,自惠帝開始,都在其謚號前加上『孝』字,如孝惠帝、孝武帝之類。按照唐人顏師古的說法,其原因便是『孝子善述父之志』。東漢時期,察舉科目中有『孝廉』之目。歷代皇帝都重視尊老、養老,都號稱『以孝治天下』。因『稱孝』而名世、進身的官吏、學者、武將、鄉紳不勝枚舉。而在民間,孝已相沿成俗,到元代,郭居敬將前代著名的孝行故事加以精選,編成著名的《二十四孝》,後人又在此基礎上插圖,形成《二十四孝圖》。它對七百年來的中國大陸民間社會影響尤為深巨。

如果說,禮制中的尊老、孝親行為來自遠古的民間習俗,來自儒家的道德推揚,那麼相關法律條文則是硬性約束,不容有違,它是孝道實行的強制保障。

早在先秦時期就有『不孝』罪。周初分封康叔於衛時,周公就對其弟弟康叔說:『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孔子也曾經說過:『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對於不孝這種『大亂之道』,當然要歸之於罪,治之以刑。所以,《周禮·大司徒》所載『以鄉八刑糾萬民』的『八刑』中,首刑即『不孝之刑』。

孟子曾列舉戰國時期『不孝』的一些具體表現,『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慾,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鬥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秦漢以降,國家立法便將這些『不孝』內容具體化、法典化。在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朝法律簡文中,有不少對於『不孝』行為的定罪。

經過魏晉六朝,到隋唐時期,中國傳統法律的格局基本定型,成為後代法典的圭臬。其中對於『不孝』之罪的懲處繼承和發展了秦漢法律,同時又直接延續了上古禮制。按照《四庫全書提要》的說法,唐律『一准乎禮』。《唐律》中有『十惡』(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之罪,其中『惡逆』『不孝』『不睦』三項都涉及孝道問題。相比於上引秦漢時期的相同罪行,這些條文規定得更加細緻了。

孝道之所以在中國古代深入人心,孝行之所以代代相沿,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不僅僅得益於儒家的鼓吹和推揚,而且是社會與國家兩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這包括家庭、宗族、鄉里的禮制約束,國家律法詔令的強制懲戒,以及通過樹碑立傳、懸匾建坊、封賞旌表等方式實現的正面引導,從而構成一個『系統工程』。這些維護孝道的措施,不能說沒有負面作用,但大體而言,它跟中國古代的社會土壤、文化傳統可以協調自洽,而且對於當今中國大陸社會的孝道弘揚、人心再造,不乏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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